乡土的苦难与笑的精神

 

 

     “风水轮流转”的俗话居然也能应验在当下文学的题材领域。中国文学界在经历了灯红酒绿艳粉香尘的时尚追逐之后，在经历了“新体验”、“新状态”、“新都市”、“身体写作”之后，把工作的重心又放在了苦难深重的农村农业农民身上，颇和咱们的政府与媒体同调。真有趣，总是一窝蜂——小平南巡、政府大力发展市场经济时，文学界一窝蜂地在作品里“比消费”、“比时尚”、“比沉沦”；自从吾国政府猛醒社会不公将危及稳定，遂把政策向“三农”倾斜时，文学界又一窝蜂地“比苦难”、“比崇高”、“比道德”起来。难道最个人化的文学，到了吾国也要变成政策晴雨表、变成集团军作战之一种吗？真是离谱。
    我这么说，对那些一直专注于乡土和底层题材的作家，以及真诚地“由内向外”关切他人的作家来说，有欠公平。但整体来看，一国文学潮流如果总是有意无意成为其国家行为的回声，便实在有失体统，实在只能表明，这个国家的作家群体，尚普遍缺乏独立思考质疑的精神能力。现在一窝蜂的“乡土文学”一窝蜂地雷同重复，便是一个我不愿看到的明证。
    有人认为当下的“新乡土文学” ，——既然有了这个名词，我就暂且用它，不在概念上作无益的纠缠——比如贾平凹的《秦腔》、莫言的《四十一炮》、林白的《万物花开》、《妇女闲聊录》、阎连科的《受活》、《丁庄梦》、毕飞宇的《玉米》、《平原》、王安忆的《上种红菱下种藕》、刘庆邦《平原上的歌谣》，李洱《石榴树上结樱桃》……虽然各有其艺术追求，但是呈现的农村不够“真实”，一味“苦难”，并且要问：究竟谁的农村更“真实”？除了苦难之外，作家们可否再写点别的？
    在我看来，如果你把一部作品当作“文学”来看的话，就不该要求它“真实”——那是对新闻报道的要求。如果“苦难”是当前乡村最普遍的真相，你就不该期待作家把视线移开——那将导致真正的不“真实”。那么，现在的“新乡土文学”状态就好吗？
    却也不是。只是，在我看来，“新乡土文学”的问题不在这里。它的问题在于作家精神视野的狭窄与创造力的贫困，导致他们运用的“新手法”，无法抵达对“人”的“新认识”；作品里堆积的“苦难”，也并不掀开“人心”的痛苦的汪洋；作品中显示的“思想”，亦非源自对独特个人和世界的“生命发现”，而是一些现成而陈旧的社会意识。最重要的是，多数中国作家只拥有被中国世俗秩序彻底驯化的心灵，这样的心灵，即便是意欲反抗这一秩序，也仍是运用着该秩序的逻辑——那种刻板而油滑、深沉而浅薄、不会笑和反对笑的东西。因此，我以为要想让“新乡土文学”出现新的面目，学会“笑”是第一要紧的。
    这是一个用喜剧表达悲剧、用笑表达泪的时代。在哲学的意义上，“笑”是人类智慧对野蛮的征服，自由对枷锁的战胜。有一种道德反对笑，认为只要世界上有一人受难，所有人都该戒掉笑声，一同垂泪。此种道德走到最后，便是戕贼一切智慧与自由。“新乡土文学”里也潜藏着这样的危险。何时我们的作家能够以反讽的、怪诞的、酸涩的、轻快的、欢乐的、不着边际的笑容直面乡土的苦难，并发现和承认苦难之外的诗意存在，那么一种有创造力的“新乡土文学”，才算真正地诞生。

（应王薇薇之邀而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