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在世就是一个缓慢受锤的过程”。人在党报是双重受锤的过程。这是活该的。只因我有两样不可取消的东西：1、胃；2、写作爱好。胃要求我挣钱养活自己；写作爱好要求我必得有游手好闲的时间。为了顺应它们，寻找二者之间的结合点，我来到了伟大的党报。因为这世界是如此残酷，我运气也一般，尚未找到第二个可以容纳我这两样东西的结合点。我的朋友刘春就比我幸运，她曾经在一家时尚周刊连续好几年一两周上一次班，这给她可乘之机又是写小说又是写话剧，还不必像我似的猛不防要撤一篇有点样的稿，上一篇某领导意兴风发之际挥毫泼墨之作——虽然形势越来越大好了，一年也就摊上一两回，但是我总感到那撤稿的手留有余香，绕梁三日而不散。我曾经意淫过两种选择：一是做个自由撰稿人兼理想主义革命家，维持最低生活水准，绝不说违心的话办违心的事，这样的生存十分清洁，调门高点也能理直气壮；二是应邀到某“新锐媒体”干活，这样社会影响力骤增，成就感骤强，自己那点古道热肠也有了良性的发泄之所。但是最后还是没动窝，罪魁就在我的第二样东西。得承认“什么都有代价”这个事实。我现在的选择是不清洁的。但清洁生存的代价是：人总是处于黑白分明的道德焦虑＆道德判断中，这样的状态缺一点创造性；“新锐媒体”呢，它那股不榨干员工所有才智就不罢休的劲头让我害怕。它没有缓慢，没有空白，没有发呆＆胡思乱想的空间，不好玩。不清洁的生存呢，就是有种不明不白的罪恶感，尤其是手上“留有余香”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