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赖声川的话剧碟，那个强烈的幸福感啊，是这样的：看完了，坐在沙发上一动也不想动。想说点什么吧，又感到语言太有限了。就像我现在敲字儿时候的感觉一样。

    我想我今年的两大收获是：好好看了几部莎士比亚；买了全套的赖声川，并打算看完它们。一共十七张碟，才看了七部，喜欢的顺序如下：《我＆我＆他＆他》（真糟糕，那个he怎么就是打不出来？）、《乱民全讲》、《非要住院》、《这一夜，谁来说相声？》、《一夫二主》、《台湾怪谈》、《红色的天空》。没有一部不精彩，不出人意料，不回味无穷，不让人悲欣交集，不击中人心里最痛的部分，不刺向社会的最深隐的病灶。但是赖氏的刺法，不是把最不堪的东西抖搂出来了事，更不是玩味或绝望于人的罪恶羞耻。他是在刺破它们的同时施以救赎。怎么救赎呢？绝非光明的尾巴那种办法。他用惋叹、惆怅、悲愁、反讽、静默等手段，呈现需要沉思的对象，给它空芒的休止时间，逼人回味思考，或进行心灵与情感的净化。

    真想推荐所有人都看看《我＆我＆他＆他》。这是关于一个特殊的历史时刻过后，中国人的人格分裂的故事。1989年6月4日在剧中退为一个模糊的背景，它是男女主人公生命的交界点。不要以为这是一个有关广场的故事，不是。这个有血有肉的故事发生在香港：一个台湾富豪的女儿，一个大陆偷渡到香港的穷打工仔，在1989年的春天相识，相爱，富家女和穷打工仔烧掉了他们所有的身份证明，一切要为建立爱情的乌托邦而从头开始。在电视里，广场上的青年为建立一个社会乌托邦而抛洒青春。6月4日这天，女主人做了人工流产，因为她惧怕她的神通广大的父亲会因为她的怀孕派人追杀她＆她的恋人，在父亲的权威面前，她的爱情乌托邦破灭了。这时她看见电视里广场的开枪，青年学生的溃逃，大陆那边，那种要建立一个民主自由国家的乌托邦热情，随着枪声而消散了。男女主人公先要打开煤气一同赴死，但是做不到，于是决定到山顶告别他们的乌托邦爱情，就像当初在山顶发誓永远相爱一样。但是在路上遇到车祸，女主人公从此失去了一切关于这段感情的记忆。

    一晃十五年。二人在毫不知情之中在香港成了谈判对手。男人代表大陆的公司，女人代表台湾的公司。男人已经发财且发福，习惯于频繁地更换女人。女人成了一架冰冷而精明的机器。他们都对自己的过去一无所忆，只有一个名词性形容词可以形容他们：现实。他们是现实的，能抓住眼前的一切利益，生命也仅仅为此而活着。但是他们旧日的“自我”，却在这次出差中如同幽灵一般跟随着他们，与他们争吵、对话，提醒他们当年那股梦一般激情的存在，提醒他们“现实”没那么可怕，他们仍可以像年轻时那样为自己的心、自己的梦而活着。如果他们能够那样，他们的“旧我”也就得救，重回到他们的身体里，结束这漫长的分裂。男人＆女人对这“旧我”拒斥、害怕而又渴望，“旧我”的种种提醒使他们忆起了当年。在他们准备为自己的热情复苏而行动的瞬间，现实的压力立刻扑来，女人不得不再次服从父亲。二人在最后一次为忆旧而举行的聚餐中签了现实的协议。男人像享用任何一个女人那样享用了她从前的恋人。他们的“旧我”看到这一幕，终于绝望地打开了煤气，相拥着自杀。但是，即便如此地“现实”，男女主人公也仍为自己曾有片刻不现实的冲动而付出了代价：他们都被撤销了代表资格，黯然回到各自的起点。但是，经历了这些变故的他们，虽然还是那副现实的面孔，但是他们在各自的火车车厢＆飞机座位旁，仍留着一个空位，他们暗自痴痴等待着那个曾经受到他们排拒的“旧我”的重临。

    在等待中，戏结束了。男女主人公“现实”到了最后。这表明作者够狠，他们（不止是赖声川，此剧乃集体即兴创作）是拒绝廉价的许诺＆“醒悟”的。但是最后主人公空着位子的怅然若失，则暗示了一种救赎的精神——作者没有给“乌托邦之梦”判最后的死刑（这是内地先锋导演们爱玩的“初级之狠”），而是让她的缺位，以及缺位引起的痛苦与惆怅来实现精神的救赎。“樽前把酒莫相笑，我死诸君思我狂”。那种超越现实之网的乌托邦精神之死，的确是让人发狂的。狂的表现，便是分裂。“八九”之后大陆的精神沦丧，我们都感触深深，但想不到这种感受却被台湾人赖声川以及他的表演集体表现得如此彻骨。

    显然这部戏是寓言式的，但是它没有寓言的生硬载道，也没有“大陆人”、“台湾人”、“香港人”的视野区隔，更没有“政治情怀”与“个人情感”的领域区分。赖声川超越于文化地域、精神领域等等一切的片面划分，而是立足于探讨：由一个历史时刻所代表的某种生命本质，对于“个人”的终极意义；以及这种终极意义被现实所污蔽时，“个人”的沉沦。这样，使这部戏虽然产生于历史之中，但却绝不局限于历史与政治本身。真是佩服赖声川自由游走于形而上境界与个人化情感故事之间的能力。能这样创作的人，真是上帝的宠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