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天生耳朵有缺陷，我对音乐心有余而力不足——喜欢听但不敢尝试，喜欢欣赏但成不了鉴赏家。

是我之幸，一九六一年在洛杉矶加州大学进入了研究院后，我遇到几位懂音乐的朋友。他们要跟我学摄影，就把他们所知的音乐知识与我交换。其中一位是一个十七岁的少女，在波兰的肖邦国际钢琴比赛获季军。我拿自己的摄影作品给她看，她就弹两个小时钢琴给我听。知识换知识、作品欣赏换作品欣赏的玩意，是发展学术或艺术的必需条件。然而，回港工作十八年，这种「例行公事」的交换（交流）我没有遇上。

一九六七年到了芝加哥大学，该市什么其它我喜爱的娱乐也没有，但艺术文化却是一流。博物馆中的印象派画作，目不暇给，而举世知名的音乐厅，其管弦乐队有口皆碑。另一方面，造访的表演高手每星期起码有一两个。我爱听钢琴，所以当时的钢琴名家我差不多全都听过。二十世纪的六十年代，钢琴高手云集，是该世纪的钢琴黄金时期了。

当时在芝大，我的除税薪酬大约是每月七百美元。起居饮食用了四百多，余下来的，没有其它娱乐，听音乐是唯一可以花钱的地方。有一位比我还要穷的朋友，爱音乐重于生命。他没有钱捐出去，但经过多年的辛苦耕耘，他与芝加哥音乐厅的办事人搞上一些关系，或许是办事人可怜他对音乐的痴情，所以这位穷朋友有办法买到上佳座位的门票。纵然有关系，好些时他没有钱买票，我要去听时就「资助」他。

皇天不负苦心人。要上佳的座位，有时我们要付上佳座位的票价，但好些时我们收到情报，在不「爆」的情况下我们可买廉价票而在最后时刻把座位升级。一位高人演奏，几个月前，为了要节省十元八块，我那位朋友就要使出浑身解数，雄才伟略，偷天换日，通常可以赚得一点甜头。

记得有一次，息演多年的Horowitz要到芝加哥表演两场。我说听一场就够了，但该朋友说一定要听足两场。问题是，Horowitz复出是世界大新闻，能购得门票已是天之骄子，更勿论有甜头了。后来我们要买「黄牛票」才听足两场，破了产，之后几个星期不再听音乐演奏了。

回港任职十八年，因为各种原因我去听音乐演奏只有五、六次。最近朋友请我去听一位名叫郑美莲的女钢琴家演奏，事前以为是一位普通的后起钢琴手。名字摆明是香港人，触发了我的好奇心。香港出生的郑美莲来头倒也不小。她早在一九八六年就拿得鲁宾斯坦国际钢琴大赛的首奖，又于一九八八年获蒙特利国际大赛首奖。我对什么「奖」从来不重视，但郑女士的演奏实在好，好得出奇，使我喜出望外。她的技术好不在话下，而更为重要的是她弹出来的是好音乐。

郑美莲有台风，态度可人。她弹的两首莫扎特非常好，证明她的音乐细胞是上选的。一首德布西（Debussy）弹得十分精彩。另一首加籍华裔作曲家卢易的新潮「古典」作品，有新意中竟然不难听！（说句衷心话，一般的新潮「古典」音乐，难听得要命——我是个看不到皇帝的新衣的人。）

令我感叹的是，在香港大会堂的一个不大的演奏厅中，听众竟然占不到三分之一的座位。最佳座位的票价只一百四十港元，郑美莲是香港人的光荣，而她只演奏一次，知音人怎可以那样少的？既然是小演奏，怎可以花篮也没有一个？

说香港没有文化，是不对的。但说香港没有艺术文化，却是对了。富有的地方通常都附带着有声有色的艺术文化。香港历来富有，但艺术文化低下如斯，可算是异数了。

回港十八年来，我曾经到过好几家大富的宴会厅，但从来没有见过墙上挂着一幅有重量的艺术作品。李嘉诚等人怎可以没有一个艺术收藏部门的？

香港艺术馆展出的作品，怎可以轻而易举地被上海比下去？当然，像米南宫的《多景楼诗》（现存上海博物馆）那样重要的作品，有钱也买不到。但香港的收藏家多的是，长期借出来转换展出，应该琳琅满目，整体来说会在上海之上。

年多以来，香港苏富比一连三次的中国古书画拍卖，精品甚多（这可不包括什么圆明园怪兽）。我屈指一算，将这三次拍卖的古书画精品全部买下来，只亿多港元而已！那是说，不借而买，要搞一家世界级的中国艺术博物馆，三几亿港元就可以办到，而那只不过是梵高的半张精品罢了。这是香港众多百亿富豪的九牛一毛，捐出来是那样有意思的事。（美国首富盖茨，捐出了一千七百多亿港元。）

我可以用一个自己能作证的例子，来说明炎黄子孙对艺术文化的漠视。去年我在上海一家拍卖行拍得两小幅清初大词人纳兰容若手书的字。几位专家朋友都认为是真无疑。不是精品，但纳兰容若是南宋辛弃疾之后到今天的第一词人，雄视神州七百多年的，而其遗传下来的墨宝甚少。你说我用多少钱买到这两小幅？

人民币三千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