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着无聊，翻阅最近出版的拙作《凭阑集》，谈到《关于中文教学》一文时，再有感慨。该文反对中文教学，但也承认香港的学生中文水平每况愈下。我指出这不幸，并非由于英文教学所致，而是由于香港政府对教育的诸多管制——那是学语文的大忌。

今天重读该文，我想《中华文选》这一套课本跑到哪里去了？我记得，《中华文选》由浅入深，一共八册，收集了好些名家的散文，包括古文的。那是一本课本精品；四十年前，我在香港作「番书仔」时，它是中文教材。我不相信，以《中华文选》作课本的学生，其中文水平会像今天香港学生那样不成气候  。

我还记得《中华文选》第一册的第一篇，是巴金的《繁星》——「我爱月夜，但我也爱天星。从前在家乡，六、七月间的夜晚，在庭院中纳凉时，我最爱看那密密麻麻的繁星。看着那天星，我就会忘掉了一切，彷佛回到母亲的怀里……」第二册的第一篇是鲁迅的《秋夜》——「我家后园有两株树，一株是棘树，还有一株，也是棘树……」

是的，《中华文选》有朱自清的《荷塘月色》与《背影》，有诸葛亮的《前出师表》，有王勃的《滕王阁序》，有苏轼的《赤壁赋》，也有王羲之的《兰亭集序》。其它名家还有冰心、徐志摩、梁启超……而所选的文章无一不是精品。

我还记得《中华文选》是我被逐出校门之后还要一读再读的。这套选集，读来过瘾之至。趣味盎然的课本，其感染力可使学生不顾及考试而读之。《中华文选》有这样的魅力与能耐，但今天却不知去向。

我不知今天香港的英文书院里所用的中文课文是什么。大约十年前，我参阅过他们的中文课本，发觉所选用的文章不能与《中华文选》相提并论也。这「新」课本不是没有好文章，但其中一些艰深难明，一些老气横秋，一些诸多造作——非精品也。更重要的是，「新」选的文章缺乏趣味情致，没有感染力。

好的文章是超越「时间性」的。那么为什么《中华文选》会被淘汰呢？最近，我向一位旧同学提出这问题（我于一九五七年离港赴美，一别二十五年），他说，在六十年代时，香港学生激增，编选课本的见有利可图，获得教育司署的批准，就推行新的中文课本而把《中华文选》抛弃了。

我从来不反对著书或编书赚钱，但书的好与坏，怎可以由政府官员下判断的？不懂中文的人当然不可以当中文教师，但假若一位中文教师有资格教学，那么他就应该有选择课本的权利。由政府指明要教什么，试题要怎样发问，哪一课本可以用，哪一课本不准用，教师再有才华，也无能为力也。

今天，英文书院的中文教师，大多数可能不曾听过《中华文选》这个书名。但我认为，只要他们看过这一套书，而又有选择课本的自由，加上没有考试之种种「规定」的话，那么，《中华文选》死而复生，是可以肯定的。

我不明白为什么出版《中华文选》的书局，因为此书不被中学采用就不再发行。香港好学的学生还是有的。学校不采用作课本的书，自己也可以把它视为课外读物。既然过瘾精彩，课余读之，何乐而不为？何况九七在望，他日在中文方面若能下笔成文，每月多了两千块钱的收入，应该是低估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