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学念书时，我成绩最好的科目可不是经济学，而是历史及艺术历史。这后二者我一共选修过八科，考过二十多次试。同学们的考试平均分数大都是五、六十分左右，而我通常是在九十分以上。

考历史也可说是考记性——记年份，也要懂得点「瞒天过海」的手法。十多二十个重要的年份是必须记得的，其它不重要的记不清楚也不要紧，但却要在试卷上「肯定」地写下去。不重要的年份，改卷的老师也不可能记得清楚，说错了也是取分之道。其次，史实发展的开头与结尾要记得一清二楚，中间的大可约略论之。老师一见有头有尾，就不会在「中间」斤斤计较了。还有，对也好，错也好，在答题时学生不妨对书本上的观点大肆批评。在香港，这后者往往会招来「横祸」（不及格），但在美国却「收得」之极也。

考艺术历史是另一套办法了。我的独步单方，是找到了一本「秘籍」。那是一位德国作家 Wolfgang 所著的《A Theory of Art History》。细心读了这本其妙无穷的小书后，我获益不小，在考试时如有神助，一看幻灯照片中的作品就知道是哪一个年代的。

因为在考试时我对艺术作品的年份几乎百发百中（先后不差五年也），老教授对我青眼有加，在课余之暇跟我细说艺术上的事。一天我问他：「一些艺术作品，在创造上说，看来有很高的困难程度，另一些似乎绝不困难，好的艺术作品是不是一定要『困难』的？」他回答说：「困难程度高的作品不一定是好艺术，但好的艺术作品必定是极之困难的。」这句话影响了我的艺术观。

试想，假若任何凡夫俗子可以花三几个月的时间就学得似模似样的艺术，那么作品何其多也。这样一来，那所谓「艺术」就变得俗不可耐，不可能特别地引起欣赏者内心深处的共鸣。

有人说，第一个以花比美人的人是个天才，其它跟着这样说的都是笨伯。在创作上说，我同意这句话。今天，一个女人被形容为貌美如花，就只得一个「靓」字耳！第一次以花比美人，是一个创见，也是绝不容易的比喻。跟着这样说的，拾人牙慧而已。好的艺术作品之所以困难，主要原因，是创新之作可遇不可求，而只有曾经在一项造诣上痛下过苦功的人才可以巧而遇之。

艺术如是，科学也如是。在科学上，未经下苦功而有创新之见者，未之闻也。下苦功不一定可以创新，但创新——不是标新立异或创怪论——却一定要有苦功的支持。我自己曾在经济学的基本概念上下过好几年的苦功，因此在「创新」上也薄有微名。道理说来很简单：对某项造诣的知识若不是烂熟于胸，就不容易有创新之见。「怪论」任何人都可以信手拈来，但新而不怪却是另一回事了。究其原因，是所知的越多，其所受的约束就越大。在有很大约束的局限下创新，不可能是怪诞不经的。

近几年来，我也学人家附庸风雅，收藏了一些艺术作品。除了个人的喜好外，我选取的都是自己认为是困难之作。问题是，一些作品看来似易实难，另一些似难实易，要怎样去决定其在创作上的难、易程度呢？一个可靠的办法当然是自己去尝试，但这分明是难以实行的事。

不得已而求其次，我只好转向于艺术作品的规限那方面去看。规限越多，其约束就越大。大有规限而又有新意的作品，是困难之作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