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推选特区首长的话题，越来越热闹了。好些朋友问我的意见，把我看作是一个专家似的。其实我对政治不懂，也没有兴趣。像我这样生长在抗日期间，经过国共之争，受尽苦头，而其后又喝过几十年洋水的人，对政治有「冷感症」是不难明白的。

二十年前，美国搞总统大选，我问芝加哥大学的首要元老戴维德，谁是他的心中人选。他有点不相信地望着我，说：「你认为谁当选会有半点关系吗？政客都是一样，你怎可以读了那么多书还不知道？」正如后来H.Demsetz告诉我，戴维德是本世纪寥寥可数的有大智慧的人物之一。戴老当时半骂半笑的答案，点醒了我，使我觉得自己读书虽然可以过目不忘，但还是有点生吞活剥，消化不良。

今天到了耳顺之年，思想的消化系统有了进步。我认为在一个有了稳定体制的国度中，戴老的「没关系」观点是对的。但在转变中的中国，在我们这个不可能永远是特区的香港，谁是「首长」总会有一点关系。那是说，在这个大时代的转变中，以「一国两制」这个办法协助过渡，其首长总要有一点特别的本领。

我认为这首长应有的条件，说来容易，听来理所当然，就是恐怕找不到这样的一个人。撇开一般人所谈的条件不说，我认为如下六点是重要的：

（一）完全不搞政治。理由很简单：我难以想象世间会有一个政治天才，可以持久地与北京在政治上周旋而能给香港带来好处。是的，香港所需要的首长，不是一个政客，或一个外交高手，而是一个脚踏实地的管理或治理人。

我们可以从另一个角度看：香港的希望，是要被作为一家公司机构来处理，而这公司的头头是不需要搞任何政治的。美国有好些办得好的城市，在法律上都是公司机构，而好的市长都不搞政治。

（二）有话应对北京衷心直说。婉转之词，客套的话，恭维之语——或甚至巧言令色的恭维——北京的执政者会因为不大相信而起戒心。不同意就说不同意，明确地解释理由；办不到就说办不到，解释困难所在——而说这些话时是不用宴之以大鱼大肉的。

（三）不卖帐。九七之后，官商勾结的行为暴升，不容易避免。倘若特区首长迁就一位高干的私下要求，就变成官、商、政勾结，呜呼哀哉！我认为即使微不足道的私下要求——例如介绍儿子到香港求学——特区首长也要谢绝「应酬」。

（四）要多考虑民意，但压力团体避之则吉。这是我从已故的香港前财政司彭励治学来的。他告诉我，他天天考虑民意，但不接见任何压力团体，因为此「接」一行，就不可能应付得来。彭老是把香港的财政作为一家公司机构的财政来处理的。今天的压力团体，比彭老执政时为多；九七之后会更多。视压力如无物，其团体就会越来越少了。

（五）要上一课经济学。说什么维护香港的自由经济等等，老生常谈，不再说了。但特区首长要用功地上一课关于香港联系汇率的制度。这个要完全不管港币量才可以高枕无忧的制度，明白其中奥妙的人不多。即使聪明如任老弟志刚，似乎也有点不明白（金融管理局越搞越大，奇哉怪也）。香港的特区首长若懒得上这一课，可找戴卓尔夫人在任时的私人经济顾问华特斯当顾问。

（六）要把协助中国经济发展作为第一投资。把香港作为一家公司机构，就是把香港作为一盘生意来经营。九七之后的特首，总要懂一点生意经。我认为没有什么生意比协助中国发展更有利可图。南中国的生意，更是非做不可的。特区首长的一个任务，是要扫除这条财路中的一点沙石。例如从香港打到广州的长途电话费，比打到美国的高出一倍！又例如边境过关费时失事，香港汽车不能自由进入大陆等等——都是不利生意的沙石，而这些是不能由商人或市民来扫除的。

三年前一位香港的重要人物曾对我说：「中国的经济越坏，香港就越好；中国的经济越好，香港就越坏！」荒诞不经之论，莫过于斯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