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是一个重视优生学的人，但相信基因的遗传对人的天分有决定性。中国的苏东坡与英国的赫胥黎（Huxley），各有各的一门三杰，倒不是或然率巧合的结果。

我不敢说中国人的先天基因比他人高一等，所以中华民族是「优生」之族。但好些外国的知识高手都是那样看。发明半导体而获诺贝尔奖的那位仁兄，被美国的舆论骂得狗血淋头，因为他三番四次毫不含糊地说：不同的民族有不同的智商——中国人最聪明，黑人「包尾」！我的师友艾智仁与高斯，高尚之士也，没有说黑人「包尾」，但却说过中国人天生最聪明。异国朋友有类似观点的，屈指难算。

我自己不敢说我们炎黄子孙有「优生」的天分（事实上，我认为犹太人可能稍胜），但从表现与一般外人评价这两方面看，中国人的基因绝不逊于他人。

中国人不但聪明，而且刻苦耐劳。根据一项美国学者的统计，抗战期间，在上海拉黄包车的劳动者，操此业后，平均寿命只有五年，但他们还是为了生活拉呀拉的。也是抗战期间，我随母亲在广西一带坐船逃难，船是由十多个苦力（或纤夫）在河岸上拉着前进的。他们从早到晚拉呀拉的，骨瘦如柴，汗流浃背，但举步维艰之际，却面不改容。

中国人聪明，既能刻苦，也能耐劳。然而为什么身在神州大地的中华民族，竟然给我们祖先一度看不起的洋鬼子比下去呢？——不仅比下去，而且大有天渊之别，不能比也。不仅生活如是，艺术、科学也如是。

以上所说的「不能比」，说起来，也只不过是最近二百年的事。中国最后一个好皇帝是乾隆。乾隆卒于一七九五年——距今整整二百年。这二百年中，江河日下，炎黄子孙越来越不成样子。如果不是邓小平从七十年代末期起说左走右，大事开放，中国今天肯定不堪设想。

大约八年前，一位在史丹福大学胡佛学院当高级院士的朋友，不远千里而来，专程到香港来问我一个问题：「为什么中国人在香港、美国、日本、欧洲、东南亚一带，事业上都有出人头地的成就，惟独在中国本土，他们就是那样不成气候？」我回答说：「这似乎是个浅显的问题，因为答案是中国本土的制度有所不逮。」

但是，为什么制度会有所不逮呢？中国人既然又聪明又刻苦，那为什么不可以解决这制度上的困难？我今天的答案是：中国人虽然聪明，但却没有政治智慧。还有，他们受到传统约束，不善于推理引证，不敢对权威大名手起刀落。这样的民族是易于受政客瞒骗的。

记得在抗日战争期间，蒋介石说「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多么好听的口号，于是「匹夫」奋不顾身，为国捐躯去也。他们可没有想到，当时的达官贵人，风花雪月，你捐你的，我贪我的。

到了毛泽东时代，「为人民谋福利」的口号不胫而走，好听得不得了。到后来明明稀粥也没有得吃，也天天说着为人民谋福利，而信者甚众。殊不知老毛天天大鱼大肉，身边美女如云——不知是真是假，但他的私人医生所写的书，不可能全是谎话。

说中国人没有政治智慧是对的，但毛泽东是个例外。他懂得高举洋鬼子的胡说八道的学说，以舶来品声价在中国出售。什么「剩余价值」、「阶级斗争」之类的空泛理论，不知所谓，但既是舶来，中国人怎敢不相信。

一个本来是优秀的民族，但在传统上有三从四德的家训，有「孝」、「礼」的伦理，也有「君要臣死，臣不死，是为不忠」的「国法」，加上善良的老百姓有盲从于「权威之言」的习惯等等，是很容易受到政客的影响，而被玩弄于股掌之间的。

中听但不中用的口号、术语，在二十世纪的中国，实在是说得太多、太多了。春花秋月何时了？

在行将踏进二十一世纪的今天，作为在学术上可与西方较量的中国人，回顾二百年来我们祖国的「往事知多少」，我不禁潸然泪下！

春花秋月，应该「了」于今天。要做到这一点，我认为中国的特权分子，应该放眼观望，看得远一点，为自己的儿女的儿女，设想一下。「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他们是知道的。但向前看，他们可能不分黑白，如果他们今天不肯放弃他们的特权，他们的儿女的儿女，充其量就只不过是弄到一官半职，整天搞政治性的人事关系，心惊胆战地以贪污特权为「谋生」之道。而其它没有特权的人，刻苦耐劳就只得一个「耐」字矣！

我认为今天中国的特权分子，绝大部分都知道要怎样改进。不过，他们就是不愿意改，因为一改之下，其拥有的特权就烟消云散。是不为也，非不能也！

如此一来，问君能有几多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