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几年来，由于科技大学的开办与其它一些大专的力争上游，增加了大学之间的竞争，负责经费分配的「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对大学的运作贡献——教书的水平，研究的多寡——大幅度地增加了审查。这当然是件好事。纳税人的钱，纳税人无权管核，怎样说也有问题。（佛利民见赵紫阳时的开场白是：经济学有一条黄金定律，那就是用自己的钱总要比用他人的钱小心。）现在，派钱的机构多加质询，其委员义务地做审查工作，纳税人是应该感谢的。

我唯一的批评，是好的学术必定要有趣味性——教书要有趣味，研究更要有趣   味——这是学术的重心所在，而资助委员会却漠视了。是的，「趣味」不容易量度，其遭漠视是可以理解的。

记得二十八年前，在芝加哥大学的经济系工作，我的《私有产权与佃农制度》一文在该校的《政治经济学报》发表，排于卷首。几天后，遇到校中的经济系主任（A. Harberger），他说：「我读了你那篇刚发表的文章，很有趣味呀！」那时我对所谓学术的认识还是一知半解，回应道：「算不算是重要的文章呢？」他想也不想就说：「重要不重要，天晓得，但说『有趣味』是我对学术最高的评价了。」

Harberger这句话，使我茅塞顿开：学术要向「有趣味」那方面走。今天，我在四分之一个世纪前所发表的学术文章，行内人还津津乐道，主要是因为文章有点趣味性。

趣味性难以量度，但对某些作者来说，有没有趣味，下笔之前是可以知道的。这是因为有「趣」与否完全是主观的事，作者大可由自己的主观趣味作取舍，为自己的兴趣而下笔，他人怎样想置之不理。倘若作者是一个毫无趣味的人，说实话，他天生下来就不应该搞学术，也没有意思作什么研究了。

「重要性」呢？在原则上它是可以量度的，因为比较客观。问题是，除了一些稀有的例子（例如DNA的结构被发现之前，生物学界已知其重要性），研究的人不容易事前知道。数之不尽的研究（例如五十年代的经济发展理论），参与的学者以为很了不起，但过了一些时日，不仅无人问津，还成为行内人茶余饭后的谈笑资料。另一方面，好些初时看来不起眼的学术文章（像高斯在一九三七年发表的《公司的本质》），无心插柳柳成荫，在若干年后（高斯之文是三十多年后）却成为经典之作。

既然「趣味性」事前可知而「重要性」事前不易知，依趣味性作研究而下笔是明智之举。这个判断还有另一个原因。那就是，回顾半生所学，我发现：有趣味的学术不一定重要，但重要的学术必定有趣味。既然研究的重要性事前不容易知道，要碰碰「彩数」，碰碰运气，那么选走有「趣味性」的路，既可自娱，又可增加碰上「重要性」的彩数，何乐而不为？

研究如是，教书亦如是。我教儿女在大学选老师的一个座右铭：「没有趣味的老师，避之则吉！」儿女求学是「终身」大事，不能不管，但多管却无益。我因此只针对重点发言，其它放在一边。我向他们提供这条黄金定律，是因为我知道：有趣味的老师不一定有启发力，但有启发力的老师必定有趣味。倘若儿女求学得不到什么启发，不学也罢。

我想不起哪一个学生可以在沉闷不堪的课程中学到些什么。作学生时，我对人类学有兴趣，对逻辑学、艺术历史等也有兴趣，皆因时来运到，在这些学问上遇到的开蒙老师，讲得非常有趣味。成绩怎样不重要，但重要的是三十多年后的今天，我不仅对这些学问记得一清二楚，甚至还可以随时「表演」一下。但当年教心理学、教会计等老师，就闷得怕人，逼使我只为了考试交差而苦读，过不了数月就什么也忘记了。

由于上述的经验，我极力反对仅为考试而读书的香港教育制度。我也反对近今香港的大学以发表文章的多寡来论英雄。就我所知的经济学而论，香港的年青而天分不低的经济学者老是从「发表」的角度打主意，其文章内容如非拾人牙慧，就是满纸方程式，或是建议政府要做什么的。他们似乎从来不从一个有趣味的现象入手，文章读来味同嚼蜡，在学术上是不可能有什么重要的贡献的。

今天，香港教师的薪酬近于世界之冠，所以在外地收入比较高的经济学者，我们也可以聘请到其中质量很不错的。遗憾的是：这些新秀抵港后，在不重视「趣味」的教育制度下赶着为「发表」而下笔。

好些人（包括一些大学的校长）认为香港的纳税人既然那样乐善好施，香港的大学可以搞成世界一流的。但我可以肯定地说：如果低贬「趣味」的制度不改，要什么一流云乎哉，是不可能有希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