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五常：「教授」之谜

「教授！」一个从未谋面的青年报贩这样称呼我。

「多谢教授！」搭出租车付车费时，那司机又是这样称呼。

年多来，我就发觉有这样一点微妙的转变：此前的称呼是「张教授」，但近来好些陌生人竟然把「张」字省去。

黄启阜、钟祖文等人是老朋友，省去「张」字不足为奇，但他们是我的长辈，又是那样相熟，怎还可以口口声声叫「教授」（而不叫我名字）呢？

艺术或文艺界的朋友，酒楼、餐厅的侍应，凡是认得我的，皆以「教授」或「张教授」称呼。刊物上提到「大教授」，是指我；单说「教授」二字，多半又是我。

这是个很奇怪的现象。不久前与两位忘年之交谈起这件称呼的事，他们也啧啧称奇。虽然名分上我真的是教授（没有骗你，自己对此有点不相信），但教授何其多也，而在众多教授中，我是最不应该被称为「教授」的。

三十年来，我有如下的习惯：不喜欢入「会」，不参加任何组织；名片、衔头一概不用。我认为这些没有意思，绝不过瘾，与我喜欢我行我素的脾性不合。这脾性使好些人认为我狂妄自大，但了解我的朋友都明白，不会这样看我。

例外是有的。据个人所知，我是唯一在美国受训而不是美国经济学会会员的经济学者，但当高斯（R.H.Coase）、艾智仁（A.A.Alchian）与赫舒拉发（J.Hirshleifer）一起提名我作飘利年山学会（Mont Pelerin）会员（高斯更亲自打电话来邀请），我就不好意思推却了。入会后，我没有交会费十多年，但他们还没有把我除名，尴尬之下，我于前年补交一大笔欠下的会员费。年多前，美国的西方经济学会提名我作会长，我打算推辞，但同事们说这名头对港大有好处，我就接受了。尴尬的是，作为副会长（今年是副会长，明年是待任会长，后年才是会长），我到如今还不是该会的会员，还没有交过会员费；这实在太不成话，要更改一下。

二十八年前在芝加哥大学时，夏理·庄逊（H.Johnson）说伦敦大学可以给我一个荣誉博士衔，但我要到该校去作一年的勾留，而他有办法减至六个月。我的回应是，到该大学的经济学「少林寺」去学一点功夫，很有意思，但衔头可免则免。

在大学的有关书信上，我的秘书知道我名字之下不要加上教授或院长之类的任何称号。例外的是替同事们写信给某些官立机构，证明同事的职位，我就不客气地拿「院长」或「头头」之衔来过瘾一下。若非如此，为「官」的可能不相信我的「证明」属实。

六十岁生日时，黄君实送我一联（诗的集句），首句是龚自珍的「别有狂言谢时望」，下句是杜甫写李白的「飞扬跋扈为谁雄」，深得我心。黄师傅并非我的忘年交，怎能对我知得那样清楚？闲着无聊之际，我喜欢夸夸其谈，有时「别有狂言」而「跋扈」一下。但我对名头、声望其实毫无兴趣，在「谢时望」中，算是偶尔「飞扬」而自娱了。

我曾经为文写过，在中国历来的人物中，我最欣赏李白。在该文中我也说过，好些朋友认为我的品性像李白（但我也说明，我的才华与李白差得太远，不能相提并论）。

奇怪的是，像李白那样的人，没有谁会称他为教授的。即使李白复生，真的是一位教授，街头巷尾的人也不会口口声声叫他「教授」的。这是因为「教授」是一个相当形式性的、礼仪性的称呼。套在狂得「飞扬」的李白身上岂不是有点不伦不类，有点奇哉怪也？

我认为，「教授」之称，套在我身上比套在李白身上还要奇怪。我在西湾河长大，「粗口」说得比英语更流利（此李白所不及也），每年结上领带不到十次（曾送我领带的朋友，对此颇有微辞，而偶然结领带上课，学生必哗然拍掌），难道这些见不得「光」的本领，是教授的「礼仪」吗？不可能吧。

但在炎黄子孙中，我被人称「教授」的次数，可能排名第一。为什么会这样？这是一个谜。一些朋友说那是因为我的白头发。但李白可不是「秃头」的：「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另一些朋友说是因我的学生多，但喜称我为「教授」的人，不少是素未谋面的贩夫走卒，连中学也没读过。

我对这「教授」之谜的唯一解释，是香港人对「教授」的「礼仪」很有抗拒感。但突然间，他们发现香港有一个「知书」而不「识礼」的「教授」，认为大有新意，就对我「教授」、「教授」地过瘾起来了。若如是，我对「教授」这称呼倒是却之不恭的。

后记

最近董桥告诉我，一篇他写的关于我的文字，内里用上「张教授」这个称呼，发表后竟然收到一位读者来信，质疑我既然离开了港大，怎还可以被称为「教授」的？这样的意识是令人反胃的香港文化。

学术的成败与名头完全扯不上关系。我衷心欣赏芝加哥大学——那里从来没有人用任何名头。近几年国内邀请我作名誉教授的大学，为数着实不少，只因为自己太太答应了人家，我接受了一个。其它国外的大学也有，但没有那么多。要做「教授」真的十分容易。香港大学本来是不多的，但几年前改了称呼，教授之称一夜之间暴升数倍。在国内收到的名片，一半以上是教授。

我的困难，是「教授」之称驱之不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