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专栏的人，在久经训练之下，有一种特异功能。比如出版商指定每篇要写一千五百字，他写了几篇之后就会「校」得很准，到千二、三字左右其思路就自动转向收笔那方面去，完稿的字数就大约是一千五百了。要增加或减少字数，再尝试几篇又会「适」而「可」止。不管是哪一个题材，文字的长短一「校」定了，作者就可发、收自如，不觉得字数的规限是一个约束。

对我来说，这种特异功能延长至结集成书的习惯上。每篇二千字的专栏，写到五十篇（大约一年）时就可以结集，于是时间一到，意兴阑珊，自动收笔。很不幸，这回写《挑灯集》却打断了我积习上的「功能」，因为中途我抽起了十二篇，用来出版《中国的经济革命》那本小书。这样，到了要收笔时，屈指一算，才发觉差了一大截！

这好比一个长途赛跑的人，计「准」了气力去跑习以为常的五公里，殊不知跑到气力将尽时，发觉竟然还有两公里的路要跑，怎会不吓了一跳，手忙脚乱？我为此思量了好一阵，然后吸了口大气，贾其余勇，才不致有虎头蛇尾的收场。

本来，在《随意集》后，我不打算再写此类文章。后来我决定「东山复出」（当时是收了「山」，不是收了「档」），主要是因为黄永玉。他说：「你叫我给锦玲画人像，我立刻照办，画了两天；为什么我叫你再开专栏，你却左推右挡？」

永玉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他自己怎样对待朋友，就毫不客气地要朋友同样地对待他。我没有理由反对这种永玉哲学，只得唯命是从；他没有收我的画钱，我把稿费捐出去。可以说，永玉和我一比一打成平手。

事实上，一比一平手只是表面上的事。我很懂得占人家的便宜。就是宝咏琴也送了红酒给我喝。永玉不可能是例外：他送给我的「红酒」，是他儿子黄黑蛮的艺术——黑蛮老弟替我画的插图，点止插图咁简单！这些插图制版后，我都珍藏起来，视为至宝。

咏琴名不虚传。这个女人果真厉害：她也看中黑蛮的「插图」，要我送她一幅。我说：「你来选吧，选后我可以叫黑蛮照样多画一幅给你。」她回应道：「那不成！我要的是孤本，不能再画。」我想，既然喝了她那么多红酒，孤本也不能不割爱了。

永玉是给我占了便宜，但咏琴技高一筹，竟然真的与我一比一打成平手。这样算起来，墨蛮一幅插图的价值，是八瓶名贵红酒——虽然不是《壹周刊》所说的「一滴千金」的那一种，但黑蛮老弟还是足以自豪了。

说起来，我以中文下笔发表拙作，已有十年半了。起初是山木兄的鼓励及锦玲替我修改文字。后来读者越来越多，我就决定奢侈一点，说服舒巷城替我修改。到了《壹周刊》时期，我变得更加放胆，向文字质量需求较高的散文那方面下笔。

舒巷城和我有四十五年的交情。我这个人的本质怎样，性格怎样，他了然于胸，有时甚至比我自己还要清楚。我行文时想说什么，认为什么是过瘾的用语，和某些地方对「平仄」计较的习惯，他似乎都了如指掌。我喜欢套用中国的诗词与古文，间中加上一两句广东俗语使之生活化——这些，是我少年时受到他的感染而「养」成的风格。百鸟归巢的文字本来不可取，但香港的文化很特别，既然有读者喜欢看，就如此这般下笔了。

自一九八六年初我开始写《再论中国》，而至今天收笔的《挑灯后记》，岁月匆匆，八年又半矣！在此期间，舒兄在尽量保留「五常风格」的原则下，替我每篇原稿上的文字过目、修改。保留原貌、风格不是我的要求，而是他认为是应该保留的。

在人的短暂生命中，四十五年的交情难能可贵。舒巷城和我都在西湾河长大，一起在太宁街度过大段日子，也一起结交过好些市井之徒。我们于是对世事的看法大致相同，也有类似的价值观。然而我们的天分不同，性格也大有差别：我没有他的才华，他不及我那样古灵精怪；他为人慎重，我则喜欢「铤而走险」。这样的「双剑合璧」，就是金庸的小说也没有分析过！

我常对外间朋友说，舒巷城是我的文字「枪手」。但舒兄极力反对，说文章是我自己写的——文责也由我自「负」——他只是略加润色而已。要是我和他为这点「不同意」而打起官司来，即使包青天也审判不了。

当然，在那漫长的岁月中，舒兄和我偶尔也有其它甚不同意的观点，但时日的消磨胜于试金石，好些昔日的「不同意」，早已烟消云散。例如，是他说服我李贺的诗与辛弃疾的词，为诗词中的极品；是我说服他，共产制度行不通。我认为李白远胜杜甫，到今天，他仍然很不同意，说是各有千秋。这却是求同存异之例了。

认识《壹周刊》的黎老板五年，他说过一句我特别喜欢听到的赞赏我的话：「张五常，你一世够运，有那么多真的关心你的朋友！」黎老板看世事，特别准确是这一次。

有人说，朋友不用多，真实的一个就够了。我的真朋友，何止一掌之数？这算不上是世界纪录，但我的真朋友来得很「杂」，却是奇迹。这些朋友有学术上的、有下象棋的、有打乒乓球的、有从商的、有文化界的、有摄影的、有擅书法的、有绘画及搞其它艺术的、有长于政治或法律的、有金融界的、有担瓜卖菜的，也有在报章上把我痛骂过的。

孤灯挑尽，想着朋友，心中为之大慰。此刻是凌晨三时了，几分钟后带着疲倦之身往床上躺下来，大概只消默数几下，就可安然而得美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