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修写《梅圣俞诗集序》，推出了后来脍炙人口的“穷而后工”的理论。他说世上的人认为诗人大都是贫穷的，但这不是因为“诗之能穷人”，而是因为“穷者而后工也”。

他的理由是，一个诗人因为穷，就“多喜自放于山颠水涯之外，见虫、鱼、草、木、风、云、鸟、兽之状类，往往探其奇怪，内有忧思感愤之郁积……而写人情之难言，盖愈穷则愈工。”

我认为欧阳前辈这套理论，似是而非，大有问题。“诗”是可以穷人的——任何没有市场价值的玩意，从事者不顾一切地专心投入，怎会有不穷之理？而假若作品有市场价值，有天分与兴趣的投入者既可过瘾，又可赚钱，怎会不精益求精？又或说，以市值论英雄，其作品岂不是失去了艺术价值，不可取也？这也不对。虽然有些作品过于商业化而缺少了艺术性，但好的艺术可以价值连城。

“穷而后工”的大错，是与史实不符。在历史上，穷的艺术高手不是没有，但整体而言，艺术的兴盛，是毫无例外地与经济繁荣挂钩的。

先以中国为例吧。魏晋、唐宋、明代、清初是中国人民生活得较好的时代，而同时也是中国的艺术人材辈出的时代。但在不幸的太平天国、悲惨的文化大革命时期，艺术大家则乏善足陈矣。

要说诗人吗？李白对酒当歌，“天子呼来不上船”，而且“千金散尽还复来”，实在比一般老百姓富有得多了。李后主长于宫中，不用说了；李清照“凄凄惨惨戚戚”，“人比黄花瘦”，但“莫道不销魂”，倒是宋代的一位大收藏家。苏东坡被贬惠州，听来惨不堪言，但还有人力、物力去重建惠州的西湖。诸如此类的例子不胜枚举。唐宋八大家之中——连欧阳修自己在内——有哪一位不是生活得比一般老百姓好得多的？

写得出“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那样掷地有声之诗句的杜甫先生，在后人的心目中实在穷得可怜。“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艰难苦恨繁霜鬓，潦倒新停浊酒杯。”这应该是杜老甫的无“病”呻吟吧。他当过官，而任何在今天到过成都杜甫草堂的人，会意识到，如果昔日的草堂有今天十分之一的规模，其主人也算是富有了。

“为作新词强说愁！”是的，自古以来，不少诗人是喜欢“强说愁”的。假若我作诗，写下什么“劳斯莱斯风驰去”，或“今夕鲍参兼翅肚”，怎可使读者认为我有“诗意”？欣赏诗的人很浪漫，往往喜欢忧怨。他们热爱白居易的“行宫见月伤心色，夜雨闻铃肠断声”，或辛弃疾的“敲碎离愁，纱窗外，风摇翠竹”，或李商隐的“蜡炬成灰泪始干”之类——与劳斯莱斯或鲍参翅肚之境相去甚远！

诗人喜欢“说愁”，其中一个原因，是读者喜欢他们那样做，非穷而后工也。

去年十一月，我有机会与一位来自纽约而大有名望的画商进晚膳。席上大家谈到欧洲绘画艺术的盛衰，一致地认为重要画家的出现，一个画派的发扬光大，必定是在经济大有可观或大有改进的时代。那是说，穷的大画家不是没有，但以整个社会而论，历来一起一落的规律是：艺术的盛衰与经济的盛衰是一致的——富而后工也。

达芬奇、米开兰基罗时代（文艺复兴）的意大利、格莱科（EGreco）时代的西班牙、朗勃伦时代的荷兰、路易十四时代的法国……都是富而后工的艺术时代。至于十九世纪中、后期的法国印象派，除了雷诺阿、梵高外，其它十多位高手都是富家子。

俞伯牙遇锺子期的故事，假若是真的话，应该是一个例外了。艺术的发扬是不可以没有市场支持的。莫扎特的重要乐曲，绝大部分是为卖钱而作的。穷画家梵高，有他弟弟与朋友的支持，他的画虽然在生之时卖不出去，但当时法国的画市非常蓬勃，使梵高在失望中充满希望。

与上述那位纽约画商一席谈后，大家都同意：中国大陆今后二十年中会出现几位国际性的大画家（指从事油画的）。可不是吗？十多年来中国改革开放，经济发展之速前所未见，油画家数以百计地涌现，而近数年来，中国油画已成行成市。所有造就大画家的客观条件，似乎都具备了。大师级油画家的产生，应该指日可待吧。

对那些喜欢投资买油画的人来说，上述的“大前提」很重要。倘若能在今天选中将来会成为国际大师的油画家，那么在今天抢先下注，肯定有大利可图。然而很不幸，我想来想去，也想不出有哪几位今天的中国油画家本身有足以成为国际大师的条件。

要成为这样的大师，必备的条件有六。他不仅思想创新、风格突出、感情丰富、技术高明，而且同时要有一些大而重要的代表作，以及笔下的题材要很全面（无论人像、人体、花卉、静物、风景，样样皆能）。

以上六项应备的条件，若缺其一，就不可能成为国际大师。综观今天得享盛名的中国油画家，我找不到一个是六项俱备的。（一位画家朋友见我批评一位名家没有画过静物，就说那是学生习作的小玩意，是不重要的。这位朋友是在说笑了。塞尚、马蒂斯、毕加索等大师的静物，深不可测也。）

我倒不容易明白，为什么中国开放了十多年，油画家蜂拥而出，但还是没有两三个可以称得上有国际大师风范的。一个可能的解释，是今天中国油画家的学问根底不足。是的，欧西的绘画大师，都一致地很有学问。他们不一定进过大学，但我意识到他们都是准史学家或准哲学家。像黄永玉、黄苗子那样老一辈的，饱读诗书的，今天年青一辈的中国油画家之中实在不多见。这应该是文革十年的后遗症了。

另一个（可能是合并）的解释，是今天油画市场的中国人顾客，对西洋油画的传统所知甚少。从佳士得的中国油画拍卖可见，俗不可耐的商业性油画，竟然可卖数十万港元；而去年一幅——黄黑蛮老弟形容得很恰当的——像“月饼盒”上的“公仔”那样的油画，竟然以数百万港元成交！

富而后工，难道中国的油画家要向“月饼盒”的品味而“工”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