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众刊物上发表文章，作者不能不顾及读者的品味。专业性的文章，只要行内一小撮人看得懂、喜欢看，就足够了。但写大众化或通俗的文章，总希望大众也喜欢读。这不是要哗众取宠（事实上，哗众取宠的风格没有持久性），而是希望能有较多的固定读者。这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

几年前我在《经济日报》发表了《可读的文章是怎样写的》，颇受同行的认可，但那是正规的老生常谈。香港的读者自成一家，有其独特之处，对他们来说，正规的”可读的文章”不一定是他们爱读的。

我在香港的大众刊物发表文章，整整十年了。这是一段颇长的时间。在这些日子里，读者的友善反应使我对他们的品味略知一二。对香港读者来说，文章的”可读性”固然重要，但同样重要的有其它三点——而这三点在美国似乎是不重要的。

其一，香港的读者不喜欢老化了的文字。这是说，他们爱读的文章，总要有一点”童真”。不管你是天下知名的文章老手，但文章读来好像是六七十岁的人写的，他们在某程度上就会有点抗拒。太天真的、好像是小孩子写的文章不成，但文章读来，作者给读者的感受，最好不超过四十岁。

这是一个不容易处理的问题。我已过了知命之年，怎还可以写四十岁人的文章？在文字上，我怎可以返老还”童”？强而为之，不是有点造作吗？一年前我打算”封笔”，《壹周刊》坚持要我继续写。我于是对杨怀康说：”我很怕我的文字老化！”他听着，哈哈大笑，笑得很开心。他可不知道，文字老化是无可避免的事，迟早会发生。

杨老弟，走着瞧吧，你也会有文字老化的一天！

香港人不喜欢老化了的文字，不难明白。历久以来，香港是一个青春常在的城市。这个城市产生了”无厘头”的文化，而且有置生死于度外的意识。对香港人来说，生活是要多采多姿的。这些人当然不喜欢老化的文宇，尤其老气横秋的文字。

其二，作者要坐在”地上”而不要坐于高处说话。香港的读者喜欢学习，凡事想知道多一点，但却不喜欢被教训。如果我在文章里”摆款”说：我是教授，你是学生，且听我教你一下——那么读者就会避我如蛇蝎了。我可以说我是教授，但不能下意识地认为读者是我的学生。假若我为文时的意识是：我虽然是教授，但你与我是平等的——他们就乐于接受了。在我来说，这点很容易办到，因为我觉得事实就是这样。

我不明白为什么香港有些刊物（现在比较少见了），指明作者是什么博士，什么高级讲师。这些称呼是香港文字市场的”票房毒药”。

香港读者好学而不喜欢被教的品味，是因为他们一方面求知若渴，另一方面自己有点成就，对自己的本领有信心。适者生存，不适者淘汰。数十年来香港风风雨雨，到今天，余下来的都是经得起风浪的”适者”了。

最后一点——香港读者喜欢的是：作者不仅要与读者平起平坐，而更要把读者拉到身边来说话。那是说，如果作者与读者有一段距离，使读者感到作者不可能是谈得来的朋友，他们就会失却一种”亲切”感。蔡澜、李碧华、黄沾等”古灵精怪”的作家，把读者当朋友看待，是他们的成功之处。

香港的读者为什么要与作者接近，不容易解释。像欧美的大众刊物上的许多上佳文章，作者”独立”发言，不顾读者远近的风格，在香港市场不大。也许香港的读者不拘礼节；也许他们要随遇而安，要跟作者握握手；也许他们惯于生活在人烟稠密之地，较远的声音他们懒得听。

是的，如上所述的香港读者品味，在外地似乎不适用。倚老卖老、从上俯视，或谦谦君子的文章，在外地可以大有市场。佛利民说：A professor is meant to profess。这样的说法，在香港的文章市场是用不着的。

倒过来，我很怀疑，不老而又平易近人的文字，在外地不会更受欢迎吗？

最后，让我用一个例子来表达这里要说的。以文字功力而论，我认为鲁迅是近代中国写手中的表表者。但我也认为，要是鲁迅今天还在，他不容易在香港卖文为生，因为他的文章意识犯了本文所说的三个大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