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年多前，拙作《我是怎样思想的》发表后（见《凭阑集》），一位读者去信《壹周刊》，指我胡说八道，大兴问罪之师。在这件小事上我为了要过瘾一下，就在该刊以「读者来信」作了一个小回应。想不到，这个无足轻重的回应，引起不少读者的大回应，或来信，或电话，给我大声拍掌。

闲话休提，言归正传。我的思想来去无踪，但有可取成果的，其来时思如泉涌，若不把握时机笔录下来，过了一阵子就烟消云散，不知去向矣！替《壹周刊》写散文就是一个例子。很多时，好几天也想不出要写什么，但当时来运到，我会感到有一种难以形容的动力，忍不住坐下来，拿起笔——其时也，思如泉涌，一挥而就。

然而，定期交稿确是一个头痛的问题。文思不至，强而下笔的例子多的是。这种被迫出来的文字，充其量只是差强人意，读来味同嚼蜡，不可取也。

写学术性的文章，有一点重要的不同。那就是：文章不须按时交稿。于是，「思」不涌至我是决不下笔的。这样，我的学术文章，劣作甚少。

话说四年前，瑞典的诺贝尔基金会邀请我到那里宣读论文，讨论一下我的经济思想及介绍一下高斯的学说。月复一月的过去了，转眼一年多，我还是没有动笔，瑞典的主事人对我的失望，溢于言表。后来某天晚上，老是睡不着，到了凌晨之时，霍然而起，跑到书桌前坐下，拿起笔，在中文的稿纸上写下了一个英文题目——On the New Institutional Economics——忽然之间，思如泉涌，一口气地写了一迭稿纸，近百页，后来女秘书打字成三十多页，佳作也。

记得一九七二年，我研究了香港的租务管制两年多，发觉所有的经济理论都不能解释，为什么在香港有木屋僭建在屋顶上——所谓「天台木屋」——的楼宇，必定是有租务管制的。我百思不得其解，后来某夜，在莫名其妙的情形下，也是忍不住走到书桌前，写下《价格管制的理论》一题，跟着就是思如泉涌，滔滔不绝。那是我曾经写过的比较重要的论文。

一九六八年发表的《佃农理论》、一九七○年发表的《合约结构与非私产的理论》、一九八三年发表的《公司的合约本质》等等，都是我自己较为满意之作，都是在类似上述情形下而又思如泉涌地写成的。

当然，写这些文章之前，在有关的问题上我想过很长的时间，但下笔时可没有决定自己要说些什么。我感受到的只是一种难以描述的动力，促使我忍不住坐下来，拿起笔，替文章下了个题目，首先不知去向地写了一句，然后再写一句，再写一句……写了一两段，就思如泉涌，一发而不可收，而文思也越来越快，笔加速挥动了，初稿上别字连篇也管不着了。我只知道如潮涌至的思想，是要快速地记录下来的，不能有少许的停顿。

在思如泉涌之际，我知道我不可稍事休息，或等到明天才继续写下去，因为经验告诉我，稍为停顿，如泉涌现之思就不知会躲到哪儿去，千呼万唤也难再出来。

知道自己有这样的怪「现象」，我对「思如泉涌」的处理是有所准备的。例如，我喜欢用墨水笔书写，那我就常备六枝同样的笔，每枝储满了墨水。笔要轻，要有同样重量，一枝笔的墨水写干了，就立刻换上另一枝——若笔的重量不同，或要停笔汲取墨水，文思就可能被打断了。书写的纸张是要黄色的——白色的刺眼，对思想大为不利也。

家中的孩子和太太都知道我有这种在霎时间变得像傻佬一名的习惯。他们每当看到我突然间听而不闻，坐下来拿起笔，就知道是什么一回事，一声不响地走开，到「东方之既白」也不会来打搅我的。

后记

六十五岁了。自己的思维能力比全盛时退化了多少呢？这是个有趣的问题，虽然自己不能对自己作客观的评价，但试行衡量一下倒有意思。

以今天在《苹果日报》发表的《经济解释》与二十年前（那应该是全盛期）所写的《公司的合约本质》来比较一下吧。明显退步的有三。一、手起刀落时锋利略逊，退得不太多，但可以察觉到。二、转换角度看同一问题转得比较慢，这点很明显。三、逻辑推理再不能一气呵成，很多时要中止，分段来推。可幸的是，后果似乎还是差不多。

进步的有二。一、对问题重要性的判断升了级。二、分析比昔日客观一点。

最明显的退步，是精力而不是脑力。这退步容易量度，也可信。大约退了一半。昔日我可以坐下来，一口气地用尽四枝墨水笔的墨水；今天用尽两枝也有困难。

如果我对生理的普通常识是对的话，今后进步的会越来越少，退步的会越退越快。思之能不怆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