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年前我就听到好些俄罗斯的少女在中国的东北部——哈尔滨等地方——过着卖笑的生涯。她们在酒家或卡拉OK等场所，陪伴中国的男个体户喝酒、聊天，赚取一点工资和小帐。

然而，中国话与俄国话格格不入，彼此言语不通，怎能聊天或清谈呢？不问而知，中国的男人醉翁之意不在酒，而据说酒外的陪伴是要另外私下议价的。中国大陆的男客，一般说，是出手较弱的顾客。香港及台湾的外商，可以一掷千金，打个两折亦大为不俗也。

最近听说，这些俄罗斯少女南下，在广东一带做起卖笑的生意来。好几年前，我作过实地调查之后，发表了《补鞋少女的故事》，颇获好评。于今听到俄国少女南下的事，也就想故技重施，作一些实地调查。但我因工作关系，和毕竟是「教授」之身，有所不便也。

听说这些从千山万水外跑到中国南部来卖笑的少女，大都很年轻，只有十六、七岁。天可怜见！

十六、七岁的少女，怎会明白卖「笑」是怎样的一回事呢？她们的父母又怎可以容许她们那样做？纵然迫不得已而让自己的女儿离乡背井，卖笑于异邦，又怎可以安心睡得着？

我是个崇尚自由市场的人。我认为任何私人拥有而可以买卖的，都应该被容许自由地在市场买卖。然而，我不愿见到一个社会有成行成市的卖笑市场。这并非由于我的什么道德观念，而是因为我认为卖笑生涯大都是在经济困境中逼出来的。另一方面，我认为若经济环境迫不得已，有卖笑的选择总比没有这选择好。

无论怎样说，听到关于俄罗斯少女远赴中国南方卖笑的故事，使我感到心境难平——要是我年青一点，可能会哭出来。十六、七岁的少女，是应该享受父母之爱，享受家庭之乐。但时运不齐，她们要「八千里路云和月」地远赴言语不通、文化不同的异国卖笑。

一位已故的朋友，名叫嘉素（R.Kessel），是个经济学奇才。他也是个崇尚自由市场的人。一九七四年，某天闲谈中，他告诉我他唯一反对的市场是父母把亲生婴儿卖出去，让买者作科学实验。如果嘉素今天还在，再与我秉烛夜谈，我会告诉他俄罗斯少女的故事，问问他这样的卖笑市场与他当年幻想的婴儿市场，哪一个比较难以接受。

是的，俄罗斯少女的故事使我有很大的感慨。多年以来，她们的祖国自称是世界第一强国，威不可挡。他们自己发明的国民生产数字，雄霸全球。他们是我们共产中国的老大哥。五十年代末期，懂俄语的中国人高人几级，如花似玉的女人呼之即来。那时候，从苏联派来的「顾问」更是威风十足，旁若无人矣！

想不到——又有谁会想得到呢——三十年后的今天，世界轮流转，「老大哥」的娇娇女儿——有谁的女儿不是娇娇的呢——竟然要跑到他们长期以来看不起的国家来卖笑。付钱的个体户或农民，做梦也想不到会有今天！

我认为整件事情的发生，究其原委，都是邓小平之「过」！可不是吗？中国的开放以及经改，比苏联早了十年：十年人事几番新！今天中国的国民实质平均收入，尤其是在城市的，比起昔日苏联及今天的俄国，高出四倍以上。四倍以上的收入，是足以向四倍以下之邦「买笑」了。

中国的开放是如假包换的。俄罗斯少女要到其它国家不容易，但要到中国来——合法或不合法的——她们自会找到门路。另一方面，卖笑市场能在中国大陆存在，也是开放所致。但据说在今天，这种市场在俄国比在中国「开放」得多，自由得多。

我认为，假若昔日的苏联在今天只懂得开放卖笑市场，而不开放其它，那么在不久的将来，俄罗斯少女在中国的故事，就更会街知巷闻了。

写到这里，夜阑人静，在潮湿的天气中我偶尔听到抽湿机的响声。湿气逼人，呼吸似乎越来越困难了。我把窗子打开，外间一阵冷风吹来，又使我的思维转回到俄罗斯少女的命运上去。在迷惘之中，苏学士的《水调歌头》在我脑中掠过，彷佛感到希望还在人间。且让我在这里把该词最后的几句送给她们吧：

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