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们那一代，能到外地留学的中国学生，绝少念经济学的。在洛杉矶加州大学八年，我只遇到过两位读经济的中国同学：一位来自台湾，一位来自香港。在加州长堤大学两年，一个中国的经济生也没有。到了芝加哥大学，同样两年，也是不曾见到过一个念经济的中国学生。要是我能在芝大多留几年，今天在香港的王于渐与袁天凡就可能是我当时的学生了。一九六九年，到了西雅图的华盛顿大学，任教十三年。中国学生念经济的知多少？只有三个。

是的，我们那一代到外地留学的中国子弟，要不是选修工科，就是数、理、化。经济学则甚少有问津者。这不是说当时亚洲人对经济学没有兴趣：其它地区如泰国、菲律宾、韩国、日本等，念经济学的学生有的是。至于中国的学生，或因大陆闭关自守，除了马列的学说什么也不准学，或因台湾信奉那三民主义，又或因香港只求事业有成，经济科学云云，不学也罢。

多年以来，谈起世界上颇有知名度的中国经济学者，数来数去也仅是刘大中、蒋硕杰、邹至庄等三数人而已。这比起工程学与自然科学的中国学者之人材辈出，不可以同日而语了。

十年前大陆开放，到外地求学的中国青年，数逾万人。这些新秀，见有机会深造，就力争上游，成绩大有可观。他们当中念经济学的，为数着实不少。美国有中国同学会，不在话下，但几年前竟然有在美中国学生的经济同学会了。这显示选修经济的学生人多势众——至于其它学系的中国同学会，则未之闻也。

为什么近十年来，中国学生一反常规，兴趣转到经济学那边去？我的答案有三点。第一，中国大陆的学生，大部分对数学都有很好的基础，而数学对经济学是大有帮助的。这并非说大陆的学生对数学的天分特高，而是因为数学没有什么明显的内容——尤其牵涉政治的内容！是的，任何有内容的学问，在中国的制度中，不但不受欢迎，且可招来杀身之祸！可不是吗？任何与「正确」的政治思想抵触的言论，都是弥天大罪。学问若有内容，说「错」了半句，其后果不能低估；多学更是无益之至也！唯有数学——纯数学——毫无内容，分明是安全地带，于是就被好学的人重视了。

第二，在文革期间，中国的学子虽然对有内容的学问往往一窍不通，但在生活中他们所体验到的却很「丰富」！惨无人道的政制，就是白痴也会有一点感受，会对世间的事提出疑问，也因而多知道一点「世故」。对世事有所领悟，念经济学是有帮助的。第三，中国大陆有机会到外地求学的学生，对祖国有赤子之心，希望中国能好起来。对也好，错也好，他们当中有不少人认为经济学的知识能协助中国的改进。

以上三点，解释了为什么近十年来，有那么多中国学子在外国进修经济学。北美如是，欧洲如是。我知道这个发展已有好几年了。然而我想，经济学要学得好不容易，更何况中国大陆的学生对市场一无所知，又怎会学得出人头地呢？以国际水平而论，杨小凯的经济学差强人意；后来我听到芝加哥大学出了一个陈毅夫，哈佛大学有一个中国学生名列前茅，但他们出道不久，尚未发表过特别重要的文章。

几个月前，我听到一位在宾州大学专攻财务学的中国学生，毕业找工时多间名校抢着要，也就注意起来了。殊不知到了几个星期前，向我们港大经济系申请任职的四十二人中，竟然有九位是中国大陆的学生。这九人中有两位令人瞩目。虽然我们不一定有空缺可聘请他们，但他们的经济学成就是大可受聘于港大而有余的。

这个发现，使我既惊且喜！惊者，自己年纪大了，再难与这些后起之秀争长短也；喜者，见后继有人也。长江后浪推前浪，可以信矣。我可以断言，不出十年，起码会有一个从中国大陆到外地求学的经济系学生，在国际上的成就胜于我！想到这一点，我不禁欣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