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五常是怎样的一个人，相熟的与不相熟的都有些话可说。这个怪现象我难以解释。虽然我很少注意他人对自己的评价，但从朋友口中还是时有所闻。这些评价当然有好有坏。我没有作过统计，但下意识地对不好的评价我忘记得很快。于是，我很容易地觉得比毛泽东的功、过七三开高一点。对胡耀邦所主张的八二开——八褒二贬——也就接受了。关心我的朋友似乎也有类似的估计。

本来，八二开是很好的成绩了。没有谁考试获得八十分会大叹倒霉的。问题是，他人对我的评价，无论是八之褒或二之贬，都言过其实。我既非超人，也非败类，但为什么从来没有得到「中庸」的评价？得不到的永远都觉得特别珍贵。中庸的朋友羡慕我，而我却衷心羡慕他们。我又想，「中庸」是美德，但却非新闻，是不容易招惹评论的。既然人们看我都从两端看，言过其实是免不了的吧。

说起来，他人喜欢把我作为话题，已不是今天或二、三十年来的事了。从我两岁多稍懂事的那天起，我就有这个感受，而我自己从来都没有刻意地引人注意的。一些童年时的例子可以说明这一点。一九三八年初，母亲在西湾河的奥背龙村建石屋。她要「监工」，希望屋子建得如她所愿，就把我带到地盘上。我坐在一块石头上看工人搓水泥，好奇地点数英泥、水与沙的分量，有规律地二三二三地数起来。突然间见工人少用了一铲沙（不照规律），就急不及待地指着工人大哭起来了。母亲说：「阿常又搞什么鬼呀？」姐姐们应声附和：「又是阿常！」自此以后，无论家中发生什么事，「阿常，阿常」之声不绝于耳。

三岁到邻家读幼儿园，教师是一位吴姑娘，人长得美，脾气好得出奇。学生只有三个。我年纪最小，每次背诵课文时都是由其它两个同学先背，轮到我，即使背不出，吴姑娘也总是一笑置之。有一次背书时间到了，同学又照例地先背，我提出反对，坚持非先背不可。吴姑娘当然顺我意，让我先背。但我根本不知道背什么，一句也背不出来。吴姑娘于是问：「那你为什么要争着先背呀？」我回答说：「我说要先背，可没有说我背得出来的。」数十年后，吴姑娘老了，还提及这件事。

诸如此类的例子，每隔几天都会发生。家人见惯了，不觉得什么，但见不惯的外人就不免要多说几句。抗战期间在广西，战后在佛山，解放后在香港的湾仔书院与皇仁中学，五七年到多伦多，五九年到洛杉矶，六七年到芝加哥，六九年到西雅图，八二年回港，其经历也大约如是。年纪大了，经验不同，感受不同，观点不同，但童心未泯，好奇心从来未离开过我，它往往驱使我做自感兴趣的一切。好奇是人之常情，也是人类进步的一个重要因素。但好奇又怎会那样容易地引起人们的议论呢？这问题我不明白，久而久之，习惯了，也就懒得找寻答案。

我是热爱生命的。我认为生命既然只有一次，我就要尽可能「丰满」自己的生命。在大学念书时，修人类学，得到一位老师的启发，知道生命的存在是宇宙数百万亿无一的机缘巧合所成，是一个可一而不可再的「意外」，于是就变得不仅珍惜自己的生命，而且也珍惜他人的生命了。我决定从事教育工作，对共产政制下的思想教育深感痛心，也是由此而起。我并非因为自以为是君子而不损害他人，而是自己对生命的观点不容许我那样做。

但在广阔无际的宇宙间，个人的生命远不及沧海一粟。我的存在与毁灭，无足轻重。说自己有「泥上偶然留指爪」的本领，只不过是自我安慰而已。但生命既然存在而又是那么真实，我倒要过一下生命的瘾。这不是有意无中生有，然而，自内而观之，可以因为觉得丰满而把自己看「大」了一点。至于他人从外观我呢，应该觉得是微不足道的，因为个人生命的存在，只可以珍惜，而不能把生命本身扩大的。想不到，他人自外而观我似乎比我自己的内观还要夸张了。

我于是想起六祖的诗，忍不住把它改两个字：「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还要惹尘埃。」是的，我没有六祖的胸怀，但比起神秀和尚，却要高明一点。我对惹来的尘埃毫不介意，所以老是提不起劲去「时时勤拂拭」了。劝我久不久要「拂拭」一下的朋友，应该明白在这问题上，我心领而不苟同，是因为个人的生命观是不容易改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