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个失败过很多次的人。失败本来是一件痛苦的事，然而，这痛苦很短暂，过不了多久又再次尝试。对我来说，胜利的欢欣比失败的痛苦远为持久，所以虽然败多胜少，但在心底里老是觉得自己是个优胜者。

这可能是天生的品性吧。我的儿子跟我一样，对失败处之泰然，不断尝试。记得八二年回港后，我建议儿子以考试的办法进入本地的中学。我到一间颇有名望的学校去查询有关入学的资格，校长很客气，说我的儿子在美国长大，英语不用考了，但数学要考。然后他拿一份数学试题的实例给我看，我一看就知道儿子不可能及格。美国小学所教的数学是理论，不是数学问题的解答，所以香港初中的数学比美国的深得多，而我见到的试题大都是儿子从未学过的。

回到家里，对儿子说：「明天你要考数学——但不用准备了，你是不可能及格的。」他没有回应。到了凌晨四时，我见到他的房间有灯光，跑进去看看。原来他正拿一本美国小学的数学课本在温习。我百感交集，怜惜地说：「我不是说过准备也没用吗？那些数学你根本没有学过，怎可以在几个小时内修补呢？」他说：「我也知道没有用，但不想使你失望。」后来十题中他只懂三题，一败涂地。晚饭后，儿子跑进我的书房里，坐在旁边，问：「爸，你对我很失望吧。」我庄重地回答：「怎可以这样说？你多长大一天，我对你的期望就多一点，怎会因为你考试考得不好就改变了主意？」

是的，克服困难的胜利使我有满足感。但每逢比赛、考试、研究——这些都是竞争——我要胜的是事物的本身而不是对手。例如下棋吧，我要争取的是一局好棋，走几步神来之，对手是谁，名气大小，都不重要。搞摄影，我希望获得的是一些隽永之作，至于我是否比其它摄影者高明，倒无关重要。他人下了一局好棋，或拍得一帧佳作，我爱之如己出也。读大学时考试，我追求完美而有新意的答案，积分如何不介于怀。在课室上发问，我寻求的是一些新的角度，不管同学们怎样想。作研究，所得的结论要使自己有满足感。前辈或同行中的竞争者的结论如何，对我是很少影响的。

这种对事而不对人的竞争，胜与败的最后评判者还是我自己。例如，作学生时一篇文章获头奖，但我认为是二流货色，很失败，就不能不尴尬地写信去取消奖状。另一方面，这样为胜「事」而竞争，会使人觉得我喜欢独断独行，「一士谔谔」，有时甚至如醉酒步行，难以捉摸。这不是因为我故作神秘，而是因为对事不对人，使误会者觉得我是把他们轻视了。有某些自以为在跟我竞争的人，我根本不知道他们的存在。

对事的竞争，取胜绝不会比对人的容易，而二者的胜负分布也有不同。譬如下棋吧。我与棋王或普通棋手下棋，胜负的机会相差不很远。不管对手是谁，但求棋走得潇洒，妙迷人而过瘾，往往给低手难倒了。但假若胜了棋王，而自觉下得平平无奇，我是会感到失败的。

这样的对事竞争，会使一些胜了我的人奔走相告，但名家却往往招架不住。在学术上，不少大师级的人物给我无意识地、不经意地「杀」下马来。本来是令人尴尬的行为，在美国的教育环境中，竟然得到不少大师的鼓励，花更多时间来教我。上赫舒拉发的课，我脑子集中在分析上，往往在无意间「逼」他将分析修改。被传统接受了近二百年的佃农理论，因为我要解释一些中国农业的现象，就把这理论全盘推翻了。高斯为了盛极一时的「界外效益」理论不明所指，而说出他的迷惑，这一提点，使我有所领悟而证明根本没有「界外效益」这一回事。某些大师以为我有意针对他们，其实我对他们很敬佩，但老是提不起劲去细读他们所写的关于「界外效益」的文章。

我的兴趣很广泛。因为要胜事而无意识地把名家「杀」下马来的例子，在经济学之外还有五、六样玩意。

郁达夫的诗潇洒绝伦，记得其中某首有一联如下：「曾因酒醉鞭名马，生怕情多累美人。」名马我是鞭过的。虽然在鞭时没有喝酒，但也像醉酒那样，不知马是谁的，无意识地鞭下去。至于美人呢？她们毕竟是人而非事物，可不是我竞争的对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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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好了以上的文章，我好奇地重读郁达夫那首诗，发觉竟然适用于今日的中国，不胜感慨！但那差不多是六十年前所写的了。在这漫长的风风雨雨的日子里，炎黄子孙没有一天不遭受折磨，以致昔日的豪情烟消云散。我认为郁前辈所发的潇洒牢骚，在今天中国大陆没有谁再可以发出来。兹录全诗如下：

不是尊前爱惜身，佯狂难免假成真。
曾因酒醉鞭名马，生怕情多累美人。
劫数东南天作孽，鸡鸣风雨海扬尘。
悲歌痛哭终何补，义士纷纷说帝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