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在《南窗集》发表了《巨机起飞的故事》，简略地描述与解释中国这个庞然巨国的经济起飞的过程。是的，尽管国内还有数之不尽的问题，但经济的整体安然上升，且来日方长。除非执政者发了神经，一连串地做了有严重错误的经济政策，中国的经济会继续向好。如果能大事修改还有的问题，双位数字的增长率可以肯定。

不要相信那些什么暂时性呀，什么泡沫呀，什么假现象呀等话。历史的经验，是运作得纯熟的、凡物皆市的市场经济有非常顽固的存在性，近于百病不侵。倒过来，一旦被多项政策搞乱了相对价格，或在关键上受到破坏，经济溃不成军，要再搞起来很困难。这些经验是可靠的规律。

写好了《巨机》一文后，我坐着呆想了几天，重复又重复地问：有大量廉价劳力的国家很多，为什么主要是中国的经济搞起来了？一九七九年我开始注意中国的发展，跟着有时考查多一点，有时少一点，大致上我跟了这发展二十多年，不难理解巨机起飞的故事。难明的是为什么其它有类同条件的国家不能做到？

作研究生时，「经济发展」是我选考博士试的一门专学，考个第一，知道其理论不管用。作本科生时选修过欧洲、美国、日本与中国的经济历史，知道大兴盛与大衰退的史实与书中所说的因由。这些学问解释不了上述的问题。产权与交易费用非常重要，对中国二十多年来的发展的解释不可或缺。但为什么其它二、三十年前「发展中」的国家今天还在发展中呢？听说好些落后或发展中的国家仿效中国，但仿而无效。

表面的证据是明显的。今天国内差不多凡物皆市，而相对价格没有明显的错。就是最重要的人民币的对外汇率也算中肯。这里有一个重要的问题，我没有考查过。那就是我的意识或感受，是北京以维护人民币兑美元的汇率——维护一个重要的价——来控制通货膨胀。那是说，人民币量的增减似乎是以稳定这中、美汇率为依归的。不知对不对。要是对的话，可能是可取的做法。如果今天的发展继续——应该会继续的——中国的外汇储备会继续迅速增长。（至于庞大的外汇储备是否明智，是另一回事。）

回头说中国独自跑出的奇怪现象，我没有答案。产权与交易费用的理论解释了中国，但为什么其它不振之区办不到呢？且让我以「老土」的观点来碰一下。

（一）佛利民三十多年前对我说的，搞起经济要讲气氛！正如学术气氛一样，很难说清楚究竟是什么。但不管是什么，这几年熟知国内的朋友，虽有批评，都同意市场与生产的气味很浓厚。这应该是佛利民所说的经济气氛了。浓厚的经济气氛减低交易费用。

（二）中国有深厚的文化基础，就是文革也革不掉。同样重要的是以一个庞大的国度看，中国的文化相当一贯。这是说，虽然中国有少数民族的问题，有不同地区性的问题，但没有明显的种族歧视，也没有像印度那样有多种不同的语言。一贯的文化也减低交易费用。

（三）中国有悠久的私产与市场的历史传统，因而在宗教与风俗的传统上，私产与市场的推行少受障碍。好些学者认为某些宗教对市场的发展是不利的，而某些信仰则远为有利。一些学者认为宗教的更改协助市场，另一些则认为市场的需要改变了宗教。中国的佛教与儒家学说对市场的发展大致上是有利的。这也减低交易费用。

（四）中国的经济改革以委员裁决，不用很多的人或全民投票。对独裁与民主决策的利与害，我在《制度的选择》的第六章分析过了。这里要说的，是独裁或委员裁决，政策推行得比较快，也会减少压力团体的左右。其它的不谈，国内兴建公路或地铁之类的项目，其决定与推行比我知道的其它地区快。凡事收费也是快的原因。公路收费就是例子。快是较低交易费用的结果。

（五）虽然中国人的本质有不少值得批评的地方，但聪明与刻苦耐劳是没有争议的。这二者对经济发展有助。举一个例，今天国内的青年工作，加班至深夜的情况很常见。加班时间没有薪酬，但年底分红的情况普及。

我不肯定上述五点可以解释中国经济独自跑出。不是上选的分析，因为我只提出炎黄子孙的优胜之处，而漠视了可能更多的不是。

一个国家的经济怎样才可以发展起来，是五十年代的大问题。六十年代兴起的产权与交易费用的学说应该是最有关的，但引用到经济发展的可能只有我一个人。知识资产的学说也非常重要，但这不过是产权学说的一部分，推到经济展发那方面去的大有人在，但解释不了本文提出的问题。资产累积当然也是一个重点，与费沙的利息理论息息相关。问题是，资产累积的理论艰深之极，三十多年前我尝试过了，知难而退。

经济学的一个引人入胜之处是好些重要的问题没有可取的答案。有趣的现象多的是，而既然是人为的现象，经济理论的答案应该是存在的。然而，好些问题我想了多年也得不到答案。

问题有重要与不重要之分，而重要性的衡量往往由时代决定。二战之后，除了三几个国家，贫穷之邦所在皆是。经济发展学说五十年代初起受到重视，大兴土木搞了十多年，没有什么令人叹服的收获。八十年代，中国、苏联与东欧等多个国家，先后开放门户，大事推行制度改革。风起水涌，不自称是共产或社会主义的落后国家也跟着提倡改革了。这些改革当然是经济发展的话题，但奇怪地有兴趣研究的学者虽然不少，在比例上远不及五十年代那一阵热闹。

一九七九年起我开始思虑中国开放改革的可能性，一九八一年动笔，以产权及交易费用为重点分析。对我来说，这是唯一可取的选择。研究苏联与东欧的学者，奇怪地不选走这条路。二十多年过去了，跑出而又遥遥领前的只有中国。我不认为自己的思想坚持影响了中国的发展，但不明白为什么我听到的苏联与东欧的改革思路是那样不成气候。

有时我禁不住想：高呼改革而不济之邦没有思想清晰而又懂得政治的邓小平，于是思路不对，左摇右摆，是以为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