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再谈清洁风俗之前要先说几句心底话。我对世界卫生组织要藉这次非典病毒而增加自己的权力很有保留。记得一九六一年，美国的FDA（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因为Thalidomide这只西药对胎中婴儿有大害而大幅度地增加了权力，后来芝加哥大学的SamPeltzman作了详尽的调查研究，证明FDA的权力增加对医药的发展有大损害。

在这次非典瘟疫中，世卫的判断频频失误，不及格。但他们有两招「杀手﹂。其一是说「我不信你的数字」，其二是提出旅游警告。说得容易，但对世界经济的损害动不动以百亿算。我同情多伦多的市长。世卫还没有到过那里调查，就对该市发出旅游警告。市长站起来破口大骂，粗言尽出。最近世卫说不信北京的数字，王岐山要拜多伦多市长为师。

自四十年前遍读群书后，我对公众人物或公众机构要争取权力都有怀疑。我怎样也忘不了半个世纪前奈特所说的话：「当有人对我说他需要权力来做点好事，我会冲动地回应：『是吗？有谁曾经以其它理由来争取权力呢？当他得到了权力，又做出些什么来了？』」

一言兴邦，一言丧邦。世卫的言论有后者的影响力。我认为世卫凡说什么，必须拿得出证据来，说错了要赔偿。这样，权力才不会被滥用，才可以使权力与责任相称。

质疑了世卫，不够篇幅写原定的《清洁歧视的约束力》（见下文）。让我略说清洁风俗的两个有关问题吧。

我说促成清洁风俗的成本不高，是因为风俗不能以重金购买，而是不难做到的改习惯。为图一点小方便可以对社会有大损害，改一下坏习惯就伟大得很！是因为监察费用太高而促成取小利导致大害的。吐香口胶的故事我说过了。举另一例。随地吐痰对社会有害。我不随地吐痰，因为没有吐过，不习惯。你给我一百元我也吐不出来。（当然，给我一万元吐一口，我总有办法。）你习惯随地吐痰，要你不吐对你有什么大成本了？拿着有大成本的机关枪，强迫你不吐，你偷偷地吐，我的机关枪岂不是白费了？

私人与社会成本分离的热门分析就忽略了这一点：图小私利可以有大公损，而强迫不图的成本更大。放弃微不足道的私利，对社会大有公益，而这公益只能靠风俗习惯才可以有收获的。

促成清洁风俗的成本既然不高，为什么中国没有可取的清洁风俗呢？不得其法是一个原因，但更重要的应该是：历史上，中国对清洁风俗的需求不大。有三个原因。其一是历史上，中国的人口密度远不如今天那样高。明代初期，中国的人口只有六千万，今天上升了二十多倍。其二是历史上，中国的人命不值钱。就是到了民国时代，中国人的平均寿命只有四十多岁，而历史回顾，君王杀庶民、父母杀子女，皆非罪也。其三是自乾隆末期起，神州大地兵荒马乱近二百年！是的，兵荒马乱的日子，不是培养清洁风俗的好时机。

俱往矣！拿破仑所说的巨人梦醒，站了起来。人口密度高，付不起瘟疫的代价，不能不向清洁风俗打主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