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前在《还敛集》发表《清洁经济学》，打算续写几期。殊不知蓦然惊觉，想到了一件有关的事，于是写了《要冷静地再看非典》，作为一个大注脚。《冷静》一文说：非典病毒是历史上经济损害与人口伤亡在比例上最高的经验。人口伤亡不多，但经济损害庞大，是不幸中之大不幸。这种不幸多半会累进。如果类同的不幸接二连三地出现，欣欣向荣的中国经济就不堪设想了。

让我向坏处幻想一下吧。如果某些搞恐怖活动的人有生物武器，容易地到中国来搞些瘟疫，怎么办？防人之心不可无，北京的朋友要注意了。不管怎样，中国必须争取清洁卫生的形象。

我说过了，清洁经济学是政府、市场、风俗三者的合并，而其中清洁的风俗最重要。但风俗究竟是什么呢？

风俗是一项局限，是一种集体性的行为约束。这集体性的约束可以是一般性的（一个社会所有的人受到同样约束），也可以有级别之分（例如贵族与平民的风俗不同，或不同宗教有不同的风俗教条）。另一方面，风俗有事项之分：婚姻的风俗，忠孝的风俗，清洁的风俗等。当然，我们这里的兴趣是一般性的清洁风俗的培养，但这是后话。

既然约束行为，风俗是法律吗？严格来说，可以说是，因为风俗有不成文法的本质。不是英国传统的以前案例为本的不成文法（common law），而是在旧中国的没有司法的传统中，包公、郑板桥等人的「判案」往往是以风俗、伦理为依归的。历久以来（今天可能改变了），香港的英国式司法也往往考虑中国的风俗习惯而下判断的。

风俗可以说是一种不成文法（没有明文规定），但与英国传统的不成文法有两处重要的不同。英国传统的不成文法（此外英国另有风俗）以前案例为依归，有弹性，是不同类的法律中最有弹性的了。但风俗不易更改，如果看为一种不成文法，是法律中最不容易更改的了。以清洁风俗而言，如果对清洁卫生有助，不容易更改是好事。然而，历史上，有好些以宗教培养出来的清洁风俗，例如什么不能吃，被科学否定了，但到今天还是不改。

另一处不同更重要。那就是凡是风俗，皆有集体性，其约束行为的主要执行是人与人之间互相监视，互相指责，互相约束。这是风俗不容易更改的主要原因。不易改有代价，因为不容易「事生于世而备适于事」，但也有利益：互相监视可以大幅度地减低社会的运作费用——包括产权的维护、合约的厘定等费用。这些是广泛的交易费用，如果不是高斯发明的这个术语不易更改，应该称为制度费用——没有社会就不会出现的费用。

是我三十多年前发明的经济观：所有风俗的形成，都是为了减少上述的制度费用。旧中国论忠孝，说什么三从四德，是为了减少子女产权为父母所有的保障费用。今天不再论三从四德，因为子女产权大致上归子女所有。旧基督教有摩西发明的十诫，也是为了减少制度费用，后来社会变了，新基督教就取消十诫。

人口密度高，明文法例的执行费用也高，但风俗的互相监视则人多的反为容易搞。科学发达的今天，清洁卫生是何物不会有大错。因此，一般性地培养出清洁的风俗习惯，墨守成规的代价不大。我说过了：中国别无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