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期说经济学者的公众影响，自己一知半解，胡乱地说一下。这里转谈经济学行内的影响，自己专于此业四十年，应该是个专家了。但“影响”这回事，专家不一定懂，我只能凭自己的经验与观察说一下。好些学者朋友向我投诉自己的文章影响不足，可见有影响对作者是重要的。

我选择研究题材，历来以自己的兴趣为主，要满足自己的好奇心。然而，当我发觉文章发表后三十年还有人提及，很有点飘飘然。另一方面，自己认为是重要而得意之作，发表后如石沉大海，一想到就心有戚戚然。说不管自己的文章有没有影响力，不是衷心话。问题是我不能预知选哪个题材下笔会有长远的影响，除了兴趣没其它的衡量准则。自己有兴趣，研究发表后能引起他人的兴趣，是锦上添花，也是有点影响了。记得钟子期与伯牙的高山流水故事吗？学术也如是。

这样说，学术影响的起点是品味的问题。你的品味引不起行内人的兴趣，天分再高也无补于事。但一个思想若要有长远的影响，品味可取是不足够的。长远影响还要论重要性，那就是可以引起一般性的推论了。

七十年代初期，美国一些好事之徒开始出版文章引用指数（citation indexes），不十年广受重视。有社会科学指数与自然科学指数之分，是算每年每学者的每篇文章被引用的次数的，社会科学比自然科学的引用次数少很多。以经济学而言，一篇文章发表后五年，每年被引用五次是难得的了，但这还算不上是有影响力。

今天，好些人以这些引用指数作为文章“影响力”的量度。虽然是有点分量的说法，但误导的成分不少：（一）写综合、概括他人之说的文章被引用的机会最多，但作者本人是没有思想贡献的；（二）作一个流行学报的编辑，编辑自己的文章被引用的次数会暴升，下马后则会暴跌，其中道理不言而喻；（三）听说有些学者“埋堆”，大家互相引用，互相增加指数的量度；（四）时尚的题材（不一定指哗众取宠），或大错特错的文章，可以有短暂甚至长达三、五年的高引用次数，之后下跌如石头；（五）教出多位博士生很重要，因为学生写文章喜欢引用老师的作品。这后者算是影响，但不一定是一般性的。

因为以上种种，以引用指数来衡量文章的影响力，要有很长时间才可靠。我常说文章发表后五十年，若每年还被引用五次以上，就算是大文了。一九五二年之前发表的文章，今天每年被引用五次以上的有多少呢？我没有作过考查，但肯定高斯一九三七年发表的《公司的性质》会入围，其它的可能不及一掌之数。（有兴趣的朋友请代考查，我很想知道。考查的结果会在这里发表。）

是的，我认为历久不衰的影响才算是有分量的影响。长线而言引用指数有其可靠性，但经得起五十年风雨的文章很少。不得已而求其次，三十年（每年还被引用五次）似乎不太难，但也算是重要的文献了。再求其次，三十年每年还被引用三次，似乎不易也不难，但作者可以为自己喝彩了。三十年后每三几年有一年获三次引用的，可算有点持久力，有点影响，算是贡献。

引用指数不论，学术上是有无名英雄的。有些大师少写文章，口述的传统不易传世，其思想被朋友或学生借用了。这类英雄的影响力，只有亲近的人才知道。二十世纪芝加哥大学的戴维德（A. Director，今天一○一岁，还在）就是这样的一个人。我认识他，不很熟，但与他很熟的朋友我大都认识。戴老不写文章，但喜欢读，思想精辟，观点与立场肯定，而更重要的是百分之一百的纯学者。纯学者的风范有吸引力，十分迷人，加上戴老是大思想家，作为后学我衷心拜服，而他对我的影响我说过多次了。

老师艾智仁发表过重要的文章，是名家，但他的口述传统比他的文章对我有更深的影响。

高人的教诲就是这样便宜。艾师有好些零碎的思想没有写出来，当年我今天听一句，明天听一句，加起来学到的很多。奈特（F. H. Knight）的文章，很难读，而据说授课时学生不知他说什么，但他有五个学生先后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破了为师者的世界纪录。（高斯二十岁时旁听了奈特两课，跟写出他八十一岁获诺奖的文章，不算是奈特的学生。）无可置疑，言、文皆不清楚的奈特有无与伦比的感染力，这也是重要的学术影响了。

学术的无名英雄还有另一种。那就是一些文章发表后屡被借用，或思想屡被抄袭，但作者的名字却不多见。经济书本上常见的折角需求曲线（kinky oligopoly demand curve），出自P. Sweezy的一篇短文，今天有谁知道？运情有别，Cournot的双头竞争模式却以他为名。

学术文章一般没有分量，籍籍无名。但非常有分量的可以遭人漠视。艾智仁的《生产成本》一文重要，但其影响力却不能勒碑志之。佛利民认为自己的资本累积分析是杰作，但当我提及，行内的朋友似乎只有我读过。我自己的《价格管制理论》，完稿时读过的同事都认为石破天惊，殊不知二十八年后的今天，每年只被引用大约两次，算是石沉大海。

意外的惊喜不多，但还是有的。高斯一九六○年发表的《社会成本问题》，以引用次数来品评，可能是二十世纪对经济学最具影响力的文章。然而，该文在法律学那方面的引用次数远高于经济学的。人心不足，高斯在诺奖演辞中投诉该文对经济学影响不大。我自己当然没有高斯六○年那样水平的大文，但过瘾的碰巧却碰过两次。第一次是我说过的，一九七三年发表的《蜜蜂的神话》，实地调查分析与动笔只用了三个月，文章易写，资料详尽，没有重要的理论贡献。该文今天还常被引用。

第二次碰巧更离谱！一九九六年美国西方经济学会到香港来开会议，请我以贪污为题作二十分钟的讲话。毫无准备，我随意讲，但因为这话题想了多年，以肯定的语言讲出来。这二十分钟讲话被录了音，一家学报的编辑翻出来，要发表。我把该编辑的录音整理修改一下，见文稿只有几页，就加上一个长题目：《一个简单的一般均衡的贪污理论》。不久前朋友看计算机，竟然发觉该文在英语网上被提及五百多次。这不是正规的引用指数，而网页从来作不得准，应该不是真的，但我还是开心了一个晚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