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文为佛利民（M. Friedman）祝寿，说到他的举世影响力，意犹未尽，要在这里多说一下。佛老有大名是肯定的，但对公众的影响究竟是英雄造时势，还是时势造英雄，又或者是二者的合并，不是容易判断的问题。英雄造时势是真的英雄，其影响当然也是真的。时势造英雄是次一等的英雄，但总有一点英雄本色。影响呢？有一点吧。时势利用了一个学者的思想，使他成为英雄，既有英雄本色，倒转过来影响一下时势是自然的吧。

学者的影响一般是学术行内的事。我不同意凯恩斯的说法，认为政治人物的所作所为是受到经济学者的思想影响。他把经济学者的本领高估了。对学术的影响，任何学者都有兴趣。对公众或社会的影响，可能大部分学者是有兴趣的，但知难而退，选走公众路线的不多。走公众影响的路会专于研究失业、通胀、福利、经济增长等项目，不会选合约、组织、竞争、博弈等话题，而今天写满纸数字方程式的经济学者，更是对公众影响没有兴趣了。

有大影响的经济学者一定有大名，但有大名的不一定有大影响力。二十世纪有大名的如熊彼得（J. Schumpeter）、奈特（F. H. Knight）、史德拉（G. J. Stigler）等人，不见得有广泛的影响力。这里说的是公众的影响，不是学术行内的影响。后者是另一回事，下期我会试谈的。

一般人认为二十世纪对公众影响最大的经济学者是凯恩斯与佛利民。我认为要加上马克思，虽然马氏是十九世纪的人。应该是这三君子鼎足而三。要多加一个，我选海耶克（F. Hayek）。其它就不容易挤进去了。这可见经济学者虽多，对公众有影响的却极为罕有。获得片断公众声誉的不难，有片断公众影响的不易，有深远公众影响的凤毛麟角。

我不是说难得的就是好的。学者对社会关心，是人之常情。马克思与凯恩斯在我之前，无从判断，但我认识的佛利民与海耶克对社会是关心的。然而，关心归关心，影响归影响，不能混为一谈。有学术本领，关心社会，但公众影响连小成也没有的学者多得很。

奇怪，上述的四君子中，说得上是言论清晰的只有佛利民。凯恩斯虽然文字操纵好，但他影响力最大的《通论》就不容易明白——读不懂的学者很多。马克思与海耶克的论着也是不清楚的。对公众有影响的学者不需要有清晰表达的能力！

然而，不管公众明不明白，这些有大影响的人物都有明确的立场或主张在社会流通。不一定是真实的版本，但简单的版本是流行而突出的。例如佛利民与海耶克高举自由市场；马克思反对资本家；凯恩斯主张政府干预（凯氏本人可没有那样说，但凯恩斯学派却是那样说的）。模棱两可或走中间路线的学者是不会有公众影响力的。

最重要的一点，是时势造英雄。没有三十年代的经济大恐慌，凯恩斯的《通论》不会洛阳纸贵；没有国民党当年的胡作非为，马克思的名字不容易在中国家喻户晓；没有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起的要求小政府的趋势，海耶克不会在八十年代受推崇。海耶克的名字我这一辈老早就知道，但美国学术界不重视他的论着。六十年代起有二十年时间很少人提到海耶克。是八十年代中期，共产政制开始走下坡之后，海氏才扬名四海的。

马克思、凯恩斯、海耶克的公众大名，是时势造英雄，但英雄总要有点英雄风范。没有英雄本色，时势怎样造也造不出来。有趣的问题是，英雄可不可以造时势呢？政治家是可以的吧。但学者可不可以呢？我很想迅速地答：不可以，学者只可以让时势造英雄。然而，二十世纪出了一个佛利民。他认为自己的公众大名是时势造英雄，自己没有影响力。话虽如此，数十年来，佛老往往给我有英雄造时势的感受。

可不是吗？他的“小政府”主张提出于“大政府”如日方中之际；六十年代他建议美国废除强迫兵役，不到十年兵役制被废除了；控制货币量的建议，坚持了二十年后，大致上被接受了；学券制也是佛老在六十年代提出的，横眉冷对千夫指，最近才得到一点曙光。佛老不仅立场明确，其言论表达也清晰——这后者可能是学者造时势的其中一个必需条件。

关于学者公众影响的结论似乎是：（一）时势是重要的；（二）有明确立场，适用于时势；（三）其个性有点英雄本色；（四）若要英雄造时势，上述三点之外还要多加一点，那就是言论的表达要清晰。

不要贬低学者在大众媒体发表文章的行为。这些行为通常是成本高于金钱利益的。好些学者对世事看不顺眼，要发点牢骚，于是在公众媒体发之，甚至大发特发。但好些言论媒体没有兴趣，被弃稿时有所闻。一旦略有小成，不免惹来争议，杀不出重围就千疮百孔。大成的机会凤毛麟角，一百年没有两三个。

我自己在媒体写文章是为了赚点稿酬，而更重要的是过瘾一下，完全没有改进社会的意图，也惹来争议。可能是为启发年青人的思想下笔，关注之情溢于言表，是以闯祸。值得告慰的是年青人喜欢读，只此而已。

应该早有前科，但在英语世界的公众媒体中，经济学者写得令我瞩目的文字，最早是佛利民于六十年代开始在《新闻周刊》发表的专栏。写得好，写了很多年。记得佛老动笔后不久，森穆逊（P. A. Samuelson）也在同刊起专栏，笔战频频，热闹精彩。森老也写得非常好，但被佛老比下去。从理论与分析的本领衡量，当年森老无出其右。但佛老是搞验证工作的，对世界多知一点，表达较为生动，占了上风。我认为这有名的二老之争还有另一样过瘾之处。他俩是好朋友，二者都高举自由市场，虽然佛老比较极端一点。佛老先开专栏，一下子就站在自由市场那一边，寸步不移。森老后至，要争论不容易找到自己可以坚守而与佛老不同的立场。

佛、森二氏热闹了好些年月，不玩了。其后在美国名刊物写公众专栏的学者不少，都是有分量的人物，但写出来的总不及二老当年那样精彩。不是本领不足，而是写得过于认真，读来不够生动，少争议性。

我还记得当年森氏对佛氏下的评语，可圈可点：“出海捕鱼航程甚久，捕获的鱼在水舱中要闷死了。船长于是把鳝鱼放进去，其它的鱼也就活起来。佛利民是那尾鳝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