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十年代史德拉曾经说：「没有谁可以像张五常那样，专注于一个范围而把一门学问搞成这个样子的！」到今天我还不知道他说的「这个样子」是褒还是贬。他说我专注的范围是产权与交易费用，认为是太窄了。故人已矣！两年多前动笔写《经济解释》，我刻意地表演一下自己在经济学上的博学神功。

那是三十年的往事了。三十年来，依然故我，还是下着那局棋，可见交易费用很有趣味，与我如鱼得水。重要吗？那就见仁见智，也要看意图的是什么。行内朗朗上口之人甚众；入局染指的极为稀有。两个原因。其一是前文说过的，调查真实世界的交易费用是苦工，为时甚久，不是要在大学升职的急功近利的选择。要是当年我不是一开头就拿得终身雇用合约，只几月同事们就一致通过升我为正教授，我很可能不会优哉游哉地调查数以千计的合约的交易费用，碰壁的多，过关的少。

第二个少人参与的原因，是有关交易费用的理论不容易以数学处理。有谁不希望想出顺理成章而又精彩漂亮的交易费用函数方程式，一举扬名天下？就是今天，一些数学大师以方程式处理高斯定律，不知所谓，一塌糊涂，令人尴尬！数学就有这个问题：肤浅的不好意思写在纸上发表，见笑大方；有深度炫耀一下的，却又想不出来。这是数学在交易费用中遇到的命运。

当年我是尝试过搞交易费用函数的。虽然我对数学所知不多，但师友们认为我有随意发明数学之能。问题是交易费用与生产成本有一项重要的区别：前者一定要由两个或以上的人作主，与个人作决策的产生函数分析不同。后来博弈理论卷土重来，所用的数学正好处理两个或以上的人的互对行为。然而，博弈理论漠视了交易费用的调查与界定，少了真实世界的内容，因而没有解释行为或现象的功能。

回头说同学们关心的交易费用是否重要，我的响应是：如果对解释世事有兴趣的话，交易费用这项局限条件是非常重要的。想当年，在洛杉矶加大作研究生，有大师教诲，我的理论课程读得好；此「好」也，反映于习作《佃农理论》。后来到了芝大，再得到多位高人的指导，又在那里教过研究院的价格理论，怎样看也算是个经济理论的小专家了。然而，跟着一九六九年回港度暑期，在街头巷尾见到的寻常现象，十之八九我不明白，没有解释。

当时我想，一个物理学的本科生，对日常所见的物理现象大部分有解释，为什么一个曾经得到那么多大师教诲的经济学家，对寻常不过的市场现象不大了了。要解释，理论是要大幅度地改进的，但从哪里入手呢？理论要简化我早就知道，余下来可以想到的只有局限条件的调查与处理。反复思量一个暑期，我决定了经济学的解释力出现了问题，是因为传统的新古典经济学漠视了交易费用。三十四年后的今天，到任何市场走，见到的现象，寻常或不寻常的，十之八九我立刻有解释，比较困难的要多想、多查三几天，而怎样也找不到解释的差不多绝无仅有。

新古典经济学的传统，不言自明地漠视交易费用。这可能是因为当时兴起的以数学微积分处理极大化，不管生产之外的其它费用，可以得心应手。当时的大师头头马歇尔重视解释，但为了避免枝节，发明了短线与长线的逃避现实的好去处。解释不了吗？等等吧，调整是需要时间的！短线有沙石，长线的沙石较少，可以不管，但沙石是什么可没有说出来。好些行内的朋友认为新古典的大师们知道沙石是交易费用，只是没有说出来罢了。真麻烦，如果当年的大师们说明他们的分析是假设交易费用是零，他们老早就会发现，他们的分析大部分是错了的。

有一个完整架构的经济学起自史密斯的《原富》。虽然这巨著重视工业生产与制度分析，也知道有交易费用这回事，但后人承受的主要是《原富》把经济行为分两大类：资源的使用与收入的分配。史前辈知道制度重要，也知道制度的形成是选择的结果。然而，很不幸，他是从「宏观」的角度看，认为制度的演变是适者生存，需要历史时间。这带来两处忽略。一、市场的合约安排或生产的组织安排，皆制度也，与整个经济制度有小、大之分，但性质相同，分析处理应该一样。二、史前辈漠视了自私给社会带来的主要害处：在某些情况下，人的自私会大幅度地增加交易费用。

史密斯之后，经过李嘉图与米尔的改进，到以马歇尔为首的新古典经济学，再到今天的一般课本，经济行为还是分资源使用与收入分配两大类，制度的安排是局外决定的。当然，六、七十年前奈特、海耶克、高斯等人关注组织安排的问题，写下有重要启发性的文字，但很零散，制度经济学搞不起来。

六十年代后期，得到戴维德的启发，我把合约的安排以交易费用正面分析。误闯误撞，命中一个独特之处：合约是最「微观」的制度安排，明显地是由个人选择决定的。其含意是：所有制度分析都可以用个人选择为起点，而交易费用是这类选择最关键的局限条件。可惜当年未够老练，把规避风险与卸责意图混进交易费用作分析，误导了行内的朋友。

今天再看整个经济学的架构，把令人花多眼乱的数学方程式与博弈理论拿开才细看内容，我们不难发现，这架构只分析资源使用与收入分配两大类行为或现象，但合约、组织、制度等安排也是行为，是第三大类，传统的架构如果不大事修改，这第三类有关的行为放不进去。同学们问：放不进去会怎样了？我的回应是：如果制度安排这类行为不放进去，经济学不可能真的了解资源使用与收入分配的关系。可以说，我那书分三卷的《经济解释》是针对这个传统的严重缺失而下笔的。

（《争议》之四，未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