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类: 五常谈学术 |
不久前英国《金融时报》的记者访问了佛利民。佛老快九十一岁了,思想还清晰。我读到的是访问的中译,不一定作得准。文内提到两件事使佛老表示对自己的判断失去了信心!
其一是他平生所学的一个要点,是增加货币供应量可以把衰弱的经济振作起来。然而,这几年美国的货币量大有增长,但经济却没有起色。佛老对记者说:「我不知道自己今天是否会像从前那样对币量理论竭力推崇。」
其二是好些年前,佛老对欧元成立的建议及后来的成立都持不看好的态度,与旧同事蒙代尔的看法不同。今天欧元不仅守得住,而且对美元大幅上升。佛老说:「到目前我一直都错了,所以对自己的观点没有信心。」
这两点,我认为佛老的思维没有错,失灵非战之罪,而是世界的局限转变他看不准。大师就是大师,理论没有错,只是一时大意,摸不准世界大变,也低估了政治的复杂性。
大约年半前,我到佛老的三藩市之家,相约好一起去吃晚餐的,但他身体不适,我和太太在他家里只喝了一杯白酒,倾谈不到一个小时就告退了。当晚我打算对他旧事重提——一九九一在瑞典与一九九三在中国我对他说过的——共产国家开放,世界突然间多了两亿廉价劳力人口供应,先进之邦因为工资与汇率向下调整有顽固性,可能失去不少比较成本优势。怎么办?年多前要对佛老补充的,是九一与九三我还看不到的现实:南韩与中国的产品质量突飞猛进。我知道佛老对印度有不浅的认识,那里廉价劳力多如天上星,没有把门户关闭,但产品质量总是搞不上去,数十年来对先进之邦的比较优势没有多大影响。
可惜当晚佛老身体不适。我举日本的困境为例「起笔」,他立刻转到日本以利率政策增加货币量不成功的话题,说日本可能在不久的将来改换政策,有机会成功地增加币量来改善经济。我见佛老很累,显然是因为刚从瑞典回来,多坐一下就告辞了。
是表面上的失灵,其实不是。任何理论都要假设某些局限条件不变,而某些重要的局限大幅度地转变了,不一定很明显,尤其是这转变的影响初时来得慢,过了十年八载才加速。身在亚洲,我在八十年代就开始关注中国开放廉价劳力对世界经济的影响。但当时我认为文 革对知识的祸害有严重的后遗症,不容易登堂入室。一九九二年见从香港到国内去的高薪餐馆厨师与经理纷纷被炒鱿鱼,我开始改观。一九九六年,在港大与二十多位国内学子倾谈了两个小时,这「不容易」观点尽变。
佛利民在货币理论上的贡献与费沙的平起平坐,而验证工作远超费沙。可以说,货币分析到佛利民而成绝响,后无来者矣!这样伟大的贡献,是不会因为低估了一个大时代的局限转变而失却其光泽的。
任何读过佛老的《美国货币史》的人,都会站起来向他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