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洁经济学显然是非常复杂的学问。有健康经济学，有医疗经济学，但从来没有清洁经济学。那就让我在这里发明吧。

首先举一个人为例，在自己家中，不管清洁，污秽之极。这个人自生自灭，如果他的不洁行为不影响任何外人，就不会有我们要分析的清洁问题了。好比一个人要自杀，身後不影响任何人，没有谁管得著。

问题是一个人不清洁，或争取自己的清洁，而以不洁之物影响了外人。例如把废物抛出窗外，或因为自己的不洁而生病，继而传染给外人。这些行为或现象是经济学吵了多年的界外效应，正确地说是社会成本的问题，牵涉到很广泛的产权界定、交易费用、合约安排等经济分析。

理由众所周知。为了自己的利益或方便，一个人对外人的损害，如果不需要负责的话，或需要负责但认为被成功地指责的机会甚微，这个人多半会做。没有「公德心」的人所在皆是。这样的行为会导致私人的利益高於社会整体（包括私人）的利益，或私人的成本低於社会整体（包括私人）的成本。石破天惊的高斯定律，提出如果损害或不受损害的权利能清楚地界定为私有，损人利己的行为可以由市场成交处理，导致私人成本与社会成本相等。我自己在经济学的贡献，主要是指出权利在市场成交可以有多种合约安排，然後分析其含意与选择，条款的缺失与监管，不成文法或伦理、风俗等辅助关系。

清洁经济学的重点，起於交易费用（包括监管及讯息费用）的存在而引起如下的情况：权利不能界定，或界定了但不易监管，或有监管但不易成交，以致权利界定与市场运作不能解决问题，而在极端的情况下（例如瘟疫的失控），社会成本与私人成本可以有很大的差距。不难想像，这大差距可以导致人类的灭亡。

在《从高斯定律看瘟疫市场》一文内，我指出瘟疫是疾者负，染者也负，有双负的情况，而又因为疾者也是染者，不知疾从何来，瘟疫的「界外效应」是不能以产权与市场来解决的。政府有职责参与管治。在《香口胶的故事》一文内，我指出行人乱吐香口胶这种琐事，政府要不是无能为力，就是清除残渍的成本甚高，大有可能高於清除的利益。唯一肯定合乎社会经济利益的办法，是行人不吐香口胶於地上，而这只能靠风俗习惯了。

清洁经济学是政府、市场、风俗三管齐下的学问，每「管」管什麽，管多少，怎样合并等分析，可以自成一家。非典病毒的突如其来，其严重的杀伤力使我们意识到不清洁的经济祸害比我们在非典之前所知的大得多了。我的分析因而容易一点：不用计清洁利益，只管算清洁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