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说日本影帝高仓健去世很有感触。日本媒体甚至引用某中国媒体的评价，称其为“男人中的男人”。在上世纪80年代，这位著名男星恐怕是对中国人冲击最大的银幕硬汉形象。笔者很多年前在一本书中写了一段有关高仓健的文字，从某种角度谈了为什么他当年红透了中国。尽管时过境迁，此文也算作对这位已故名人的某种纪念。

《寻找男子汉》与“高仓健情结”

      女性本身太弱随便找一个男人，就觉得比没有强。女性自身强了，便看不上一般的男人。可是比这些女强人强的男人太少了。不少女性的一双眼睛好象一架天平，称来称去，看来大部分男人连够不够男子汉的份量都大成问题。

      20世纪80年代中期，著名剧作家沙叶新推出了一部话剧《寻找男子汉》，引起许许多多女性的共鸣。剧中，那位女主角试图到处找真正的男子汉，结果大失所望。她所碰到的男人无非都是一些养尊处优的公子哥，娘娘腔的奶油小生，鬼头鬼脑的小混混，庸庸碌碌的事务员，自命不凡的空谈客，迂臭酸腐的弱书生，投机钻营的生意人等 等。

      什么是理想的男子汉？

      这个问题就象什么是女性美一样太难于界定。

      是从外形上讲，高大健壮，英挺伟岸，相貌堂堂，线条分明，阳刚粗犷？

      是从性格上讲，坚毅果敢，机敏冷静，豪迈洒脱，心胸开阔，风趣幽默？

      是从人品上讲，忠诚可靠，言行如一，疾恶如仇，扶危济困，责任感强？

      还是从事业上讲，好学上进，成熟练达，精明强干，眼界远大，成就卓著？

      然而，所有这些都太抽象了。

     于是，不少女性在能够直观形象到的电影中去找。既然当时的中国电影无法提供这样的男子汉，那么只得从外国电影那里碰碰运气。正好刚赶上开放，一部叫《追捕》 的日本警匪动作片应运而来。其中，那个演主角杜丘的日本男星高仓健顿时征服了千千万万中国女影迷的芳心。高仓健的角色看起来体格有力强壮，面容硬棱硬角，表情冷峻莫测，个性坚定无畏，做事干脆彻底。这种人在中国电影中根本看不到。后来，在中国又推出了日本专为高仓健量身打造的《远山的呼唤》、《幸福的黄手帕》等卖座电影。那一阵子，高仓健简直成了理想男子汉的代名词。

     随着开放，更多的外来片子占据中国的电影市场，香港的，欧洲的，好莱坞的……这就为中国的女观众们提供了更多的银幕硬汉子的形象。后来，关于男子汉的讨论让人觉得乏味了。

     有人干脆作了一个简短的总结：男子汉就是在某一点或某几点上能吸引女性的家伙；可不是，有爱唐僧的，有爱孙悟空的，有爱沙和尚的，也有爱猪八戒的，爱谁谁就是男子汉。 

     所谓寻找男子汉，只是一些成熟的，有头脑的“大女人”们的所言所为。其实对芸芸众生的“小女子们“：女小市民，女青工，女中学生，低年级大学女生一类的女性，心目中的“白马王子”并不是什么顶天立地的男子汉，而是一种你侬我侬，卿卿我我，情意绵绵的大少爷，小帅哥们或文弱酸书生们。

     80年代中期，台湾的琼瑶作品登陆大陆，正好迎合了“小女子们”的精神需求。琼瑶小说改编的电视连续剧，什么《庭院深深》，《几度夕阳红》，《雀儿上枝 头》…使“小女人子”一把鼻涕一把泪的度过工余、课余和饭后茶余。银幕上“白马王子”的形象化就是台湾影星秦汉、秦祥林或张佩华们。

     不象香港影视那样努力表现一种男子气，哪怕是一种野性或邪恶的男子气，台湾的影视总给人一种凄楚楚，软绵绵，泪涟涟，茫然然的男女之情。本来，大陆电影中的“非男子汉”化已经够足的了，琼瑶的东西把这种“非男子汉化”更推向极端。

     与“高仓健”热相反相成，琼瑶热是对大陆十年文革中“爱情荒漠”的一种反动。人们刚刚厌倦了“阶级感情加同志战斗友谊”式的“结合”，乍一碰到琼瑶式的浪漫之情，怎么不会如醉如痴呢？

     对常人来说，什么是最缺的，什么就是最需要的。然而，这种满足暂时最缺的“最需要”，并非对国民的精神生活是最有益的。

     喜欢什么样的男性，阳刚的，还是阴柔的？大丈夫型，还是奶油小生型？这是旁人不得代庖的，女性的自由选择。

     本来，男性作为整体并不是铁板一块，它是无数多元个体的矛盾结合。对“男子汉”的界定，是一种主观价值和爱好的给与。

     琼瑶式爱情童话是超越现实生活的理想化和虚幻化，“小女子们”往往在把自己摆进这种理想的虚构中时，就象在彼岸的仙境里飘飘渺渺，昏昏然然，当猛一回到现实的此岸时便会摔得头破血流。

     琼瑶热所产生的再次“非男子汉化”在满足部分女性的精神需要后，不久又逐渐降温。生活毕竟是现实的，浪漫仅仅是现实条件制约下的浪漫。

     不论“大女人们”还是“小女子们”所能碰到的男人们都是活生生，有血有肉的现实凡人，而非“天神”，“天使”或“王公”，“王子”。既是凡人就会有弱点有缺陷，就应对之有宽容有包容。

    恐怕再没有比“阴盛阳衰”一词更能伤中国男性的自尊心了。

     有一度，“阴盛阳衰”效应竟充斥于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

     在体育上，女选手远远比男选手成绩傲然于世，例如女世界冠军的数目比男的多了好几倍。

     在影视里，男演员的形象在女演员的光彩下显得格外惨白无力，他们多是一些奶油小生。

     在家庭中，夫妻的功能和作用往往错位和倒置，不仅女方的收入已占全家收入的一半，而且女主人常常比男主人更能干，更坚忍，更富于决断力。

     在许许多多的行业，男人们很难让女人们发自内心地折服，许多女同事比男同事学历高，而且成就大。例如天津市从事高科技的女性已占百分之五十四。

     这种种情况是由不少特定的社会原因和政治文化造成的。

     1949年以来，相比而言，中国妇女的地位的确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中国政府为了保障妇女的权益，作了不少卓有成效的努力，如表现在婚姻自主，同工同酬，劳动保障，受教育，选举权和参政权等等方面。由于几千年的封建压迫，现实的客观物质条件以及男女在生理心理等先天固有的差异，妇女不可能在短时间内与男子“全盘同等”。

     本着“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不能矫枉”的辩证理念，政府也制定了一些人为“拔高”妇女的政策和策略，如在干部的比率，劳模的比率，样板的比率，入党的比率，提级的比率，入学的比率以及就业的比率中，规定出妇女应占的数量。这些做法在很大的程度上起到了效果，同时也会产生某种“拔苗助长”的现象。

     回过头看看建国以来，尤其是文革以来的历史，可以发现城市中一个很有趣的现象。也许是某些政策的结果，社会同情弱者的心态，女性固有的韧力，或“异性相吸”的原理，在某种程度上，女性往往比男性有更多的机会改善自己。

     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在公路上，一个姑娘一举手便轻易搭上便车，而小伙子却大都望车兴叹。

     在城市知青大规模上山下乡之后，相比而言，女知青比男知青更容易受到某种照顾，例如招工，选拔上学，病退困退返城等等。例如，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人们可以轻易感到，在总体上，“老三届”和“小三届”的女生比男生似乎有出息，状况得到较大的改善。因此，产生了大批本人相当优秀的所谓单身的“大龄女青年”，她们虽然学历高，能力强，职业好，收入多，交际广，却找不到相称的配偶。

     所谓“阳衰”是一种历史文化的产物。

     它与国家和民族的兴衰成正比。在一个“亡国奴”和“东亚病夫”的国度里，怎么可能“阳盛”呢？

     它又与社会的开放度成正比，在一个没有机会或极少机会的环境下，怎么可能“阳盛”呢？

     它还与传统文化中弱点相关联，“手无缚鸡之力”的才子审美观，“求味美不讲健康”的饮食观，“沉迷声色而忽略健体强身”的快乐观，“讲门第背景而不讲个人奋斗”的社会观，“只会空谈，不尚实干”的事业观，怎么可能“阳盛”呢？

     当你看到一个男人没完没了地举着筷子，享受“吃文化”，

     当你看到一个男人没完没了地摆弄麻将，赏玩“赌文化”，

     当你看到一个男人没完没了地卡拉OK，陶醉“软歌文化”，

     当你看到一个男人没完没了地投机献媚，耍弄“官场文化”，

     当你看到一个男人没完没了地混时度日，遵循“无为文化”，

     你怎么能把这个男人与“阳盛”连在一起呢？

     香港电影《黄飞鸿》的主题歌“男儿当自强”唱得何等痛快淋漓!

   “阳盛”的基础就是“男儿当自强”。这种“自强”不止是单方面的，而是表现在筋骨，毅力，志向，热情，眼界，胸怀，求知欲，责任感和事业心等方面的综合。   

     也许是女士的尖酸刻薄，或男士的无奈自嘲，人们把“阳衰”的想象又用另一个更形象的字眼使之具体化，这就是“雄性雌化”。说白了就是“男人女人化”，男人没有一点男人的劲儿，女了女气，不是娘娘腔，婆姨样，就是软囊囊，肉乎乎，阴柔有余，而没有一点阳刚的男子汉硬气。

     同样，尖酸刻薄的男士们或无奈自嘲的女士们，又把与“阳衰”相反动的“阴盛”，也用另一个更形象的字眼使之具体化，这就是“雌性雄化”。说白了就是“女人男人化”，女人没有一点女人的味儿，男了男气，不是粗嗓门，大腰板，就是硬梆梆，直通通，没有一点柔情。用北方话叫“假小子”，这还不失为有一些可爱，但用香港人的时髦说法“男人婆”，就过于贬义了。

    “妇女能顶半边天”，毛泽东这一句充满想象力的生动论断，鼓舞了多少中国女性的自豪和斗志。毛泽东的另一“不爱红装爱武装”的名诗之句，既正导又误导了多少中华女儿的理想和实践。

     1980年代初期，有一位北大女生提出“恢复东方女性美”的口号，一时间人们议论纷纷，赞同者有之，质疑者有之，调侃嘲弄者更有之。什么是东方女性美？却是个难于界定的名词，指的是唐代的“环肥”，还是汉代的“燕瘦”？是形体上的“三寸金莲”，还是行为规范上的“三从四德”和“温良恭俭让”？

     有一点可以肯定，传统上所说的一切“女性美”，几乎都是从“男性中心论”出发的“审美观”，换句话说是以男性根据自己的想象塑造出的理想女性，并以此作为对具体女性的鉴赏标准。

     且不论什么是理想的“女性美”，至少这位下乡插过队的老三届女生，从某一个角度谈到了“雌性雄化”的问题。

     1950年代中后期，意识形态的走向愈来愈左，愈来愈极端。尤其从1960年代开始，革命化成为成为政治宣传的中心内容。青年女性所崇拜和效仿的，都是具“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精神的“铁姑娘”和“红色娘子军”式模范英雄人物。文革后，上山下乡的女知青们在艰苦的生产和生活环境中，与良好的教养、营养、保养无缘，许多人变得谈吐举止粗俗，面容肤色粗糙，身体腰肢粗壮。她们既没有东方窈窕淑女的婀娜多姿，楚楚动人，也没有现代西方女性的健美性感，富有弹性。她们失去了女性应有的温柔、细腻和多情，甚至失掉女性爱美的天性，似乎衣服越老气，样子越土气，方才显出革命的战斗气概。

     有人感叹，整整好几个年龄层的女性，从未享受过女性特有的青春年华。

     从另一个角度讲，这几个年龄层的女性中的很多人锻练出某种坚韧奋斗，自强不息的特性，只要有了机会，就会咬牙干出个名堂。由于时代造成的阴差阳错，她们或是没有机会恋爱，或是感情受过挫折。她们相当理智，善于自我控制，不再会象春心萌动，情窦初开的少女那样，轻易崇拜·盲从和追求任何男人。

     从1970年代后期，尤其从八十年代初期开始，中国的女性，特别是青少年女性，遇到了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最好时机。

     国际上一个公认说法是，衡量现代化的尺度之一，就在于女性在意识和体能，或者说在心理和生理素质方面的发展速度高于男性。

     中国的女性正是在这两方面的发展速度十分明显地高于她们的男同胞。换句话说，中国的男性在女同胞的高速发展中相形见拙，黯然失色。

     历史和现状象两面镜子，照出了中国男性的某些弱点和不足。这也是为什么有相当多的中国女性从心底看不起自己男性同胞的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