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上有一个经典的问题，叫做灯塔现象。上一个千年，掠夺殖民地、掠夺资源与商贸繁荣的航海时代，科技还没跟上，没有GPS和自动指导，不想夺泰坦尼克之美，就老老实实建灯塔，把近海海域照得即使不能如白天般透亮，也要能给水手一个参考坐标。当时的海上强国——葡萄牙、不列颠等，都是政府主持修建灯塔。政府效率一定比个人建灯塔高么，未必。但个人修建有一个问题，你的灯塔平地青云地修好了，任何路过的船只都可以受益，你却无法向他们收费。你没法画地为牢，按当时技术也不可能监控每艘船上的水手是否借着你灯塔的光芒打扑克。这样高昂的成本无法换来收费，任何一个个人都不愿做赔本生意，于是只能由统一管理的政府出面，以税收建立灯塔，为所有船只提供公共服务。

　　我牺牲巨大经济利益，为天下百姓做好事，但我无法从中获得任何利益，导致这种收入产出的不协调的“公共服务项目”，比如灯塔，还比如二氧化碳。

　　哥本哈根联合国气候变化会议的主题是减排，按理说这是人类包括狮虎大象花草树木都要受益的举措，但其间争执让我们诧异：“这还是讨论关乎地球人身家性命的话题么？怎么越看越像菜市场讨价还价？”美国叫嚣“中国印度是碳排放量产地，两国应着力实行减排计划”；发展中国家态度鲜明：“你西方发展多少年排了多少二氧化碳，想让我替你买单可以，拿钱拿技术来，不然我干不下去。顺便你也得注意注意自己的高人均碳排放量。”

　　减少二氧化碳排放，使用清洁能源会增加工农业成本，这是显而易见的。一国做了这样的贡献，全世界人民受益，而我又不能去向地球对面的国家收费。怎么办？“地球政府”出来做这个公共服务项目啊。真有这么一个有实权的政府，世界大战都不会发生了。所以大家坐下来讨价还价，进行政治筹码兑换与利益分割的哥本哈根联合国气候变化会议，不被中美欧多方看好也就顺理成章了。

    当然，这里要分清一个角色，中国现在还是发展中国家，是碳排放的受害方。我们的排放，还有很多是生存排放，与发展排放，我们还有很多同胞喝不到干净的水，中国的减排，是国家的态度。但真正造就了几十年间大气中二氧化碳储量的罪魁祸首，还是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世界。所以对两者的要求，本来就不该一样。

　　国际上的决策，我们要相信自己的国家。但同时，我们每个人要对地球和人类负责。不能我们这百十年花天酒地地过去了，子孙后代看着海水淹没大陆时不关我们事儿。环保，减排，不是说要降低生活质量，大家都会到原始社会，地球万寿无疆，这不是环保，是文明的倒退。我们力所能及的有两个方面：一是支持环保产品，有经济实力的，尽量选择环保能源，或有环保责任心并由切实行动的厂商产品；还不富裕的，尽量节省，少增加地球负担。从经济选择上支持环保，是一个良性循环。二是在自己能力范围内，尽量做一些环保公益。这里我想说，个人支持环保，是对家园后代的责任感；企业做环保，则是应尽的社会责任。企业从这个社会获得了超越个人的财富，同时也对环境不可避免地做出了破坏，企业有必要承担更多的责任，利用财富为环保出力。

博洛尼的林场。郁郁葱葱的树木让人神清气爽

　　父亲对环保有着近乎偏执的追求。9年前，他在顺义租了2000亩地种树。8年前，他觉得这块地太小，在武汉又注册了林业公司，到现在开垦了87000亩地种树和育苗。这些林场和博洛尼是一个系统的，我们生产必须用到板材，但同时会种更多的树，平衡掉我们的碳耗费。有人说你全种树不是更好。没错，但我会没钱种树，最后破产，这些林地可能还被用来盖房子盖工厂。在一个良性的经济循环中，我能控制自己的企业，为社会做更多的事情。父亲当时的决定延续到现在，成为博洛尼的精神之一，从数量上说，林场的产量可以为博洛尼提供生产所需30多倍的木材。我们不敢说自己做的有多好，因为做出更大贡献的企业家个人比比皆是，但我相信博洛尼的发展不是野蛮增长，而是尽力在对社会负责。

　　对中国来说，这几年很关键，是培养观念的几年。经过高速的增长，我们的生活方式开始逐渐定型。如果在这几年培养出了国人的环保意识，让人们知道，每个人都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那么今后的道路将宽广很多。奢华浪费的生活方式没有多值得提倡，它是经济发展的一个必然。但绿色环保的生活方式，则是应该植入我们每人观念中的习惯。

  蔡明自留地“蔡园子”（点击进入博客圈），欣赏铸造生命力的家居，阅读大师心灵的设计，把玩优雅刺激的时尚。

  蔡明推荐文章：

  当代艺术可以做弼马温，但不要扔了金箍棒 

  花木兰：性感少女与柔情巾帼间的数次转身

  住的是房子，还是平米？

  中国设计最后要参透的禅机  

  中国设计何时能影响世界生活

  钱学森先生绝不只是科技界的楷模

  重阳是面子工程，孝道是封建礼法？

  到底是谁挑战公众审美底线 

  商人山本耀司破产了，诗人山本耀司徜徉着 

  产业链不是拔河绳而是牵手线

  诺贝尔奖何时能有设计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