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叙事之大者
(2012-05-14 16:0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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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叙事之大者
——读《许倬云说历史:大国霸业的兴废》
解玺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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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许倬云先生说历史——我不用“读”而用“听”,是因为此书保留了许倬云先生“说”的特点,这种口语化的文字,读起来很亲切——有一种高屋建瓴的感觉,几千年的中国史、世界史,中国历史上若干朝代的兴废,兼及世界历史上几个大国的盛衰,他说起来都是举重若轻,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这是因为,他说历史,说的是历史之大局、大势,兼及治史之道,即历史观和方法论,从而对历史的经验教训和规律加以阐发。
在这里,许倬云先生常以“复杂的系统”来描述他称之为“政治共同体”的国家或朝代,他形象地解释:“政治共同体的复杂系统内,神经中枢是文化与政治的领导层,应当可以当作人体之内的脑细胞。呼吸系统是人体内吸收营养的维生系统之一,消化系统也是维生系统之一;血管、淋巴管等,则都是运输管道;而神经系统主要是信息传播的管道;免疫系统就等于国防军和警察。”而且,这个系统应该是动态的,而不是僵死的,一成不变的。它不仅表现为细胞本身的新成代谢,也包括了不同器官之间的协调和平衡,任何器官的过强或过弱,都可能给身体带来疾病,甚至造成身体机能的衰退乃至死亡。他就用这种方式来观照和思考历史中大国的衰亡问题,比如,有着一千四百年历史的罗马帝国为什么会衰亡?写过《罗马帝国衰亡史》的英国人爱德华吉本曾将其衰亡的最大原因,归结为基督教信仰的传入。许倬云先生不同意他的这种论断,认为他犯了“倒果为因”的错误,把结果当作了原因。在许先生看来:“罗马帝国垮掉,是因为罗马公民自己没有信仰了,基督教的信仰才趁这么一个空当很迅速地钻了进来。”
他的意见给予我们很多的启发和联想。事实上,无论东方还是西方,当下都面临着信仰缺失的问题。他说,最近三十年来自己一直在追问这个问题。从宇宙的角度来看,我们这些人都恰如佛家所言是恒河沙数里的一粒沙子,但就是这样一粒微不足道的沙子,却“有个了不起之处——他有理性,能够获得知识并形成智慧,从智慧里面可以造出一个东西——人性的小天地间有一个永恒,这永恒是上帝,这永恒是道。这个是了不起的认识,靠这个,人类在整个宇宙里面非常短的一段时间里,居然可以过得有声有色”。过去讲到一个帝国的崩溃,从内部条件来说,大概总不外乎官僚制度的败坏、官吏的腐败、财富的过度集中、贫富差距扩大、少数人专权擅权、人民丧失劳动的热情和意愿等,吉本注意到文化因素可能在其中发挥的作用,“他是真正将文化和政治权力衰退再到完全垮台做最细致研究的人”,他只是把因果关系搞颠倒了,但他的研究仍然是带有启示性的。
许倬云先生恰恰是从这里入手,谈到了当下西方社会的信仰危机,以及可能给社会和政治权力带来的危害。他认为:“基督教衰败有许多原因,贪欲是最大的缘故,而贪欲没有精神力量约束它。”他还提醒大家注意:“因为基督信仰失去了,不仅是人自己没有内心的声音告诉你错了,你不应该这么做,而且周围群体、同仁、社群、社区对你的约束力也没有了。”这是很可怕的情形,如果人的行为完全被自己的贪欲所支配,被金钱所支配,生活没有任何的精神价值,社会信用体系完全被人的贪婪的欲望所掏空,造成社会公信力的破产,那么,这个社会的崩溃就是早晚的事。
许先生对近代中国的观察也是从人的精神状态入手,发掘出一条从自大走到麻木,又从麻木走到惊慌,再从惊慌走到张望、探寻,并尝试着实行了一些改革与更新,包括对人的教育与改造的心路历程。他注意到梁启超的“新民说”,“是要培养现代社会的公民,它直接从日本的维新理论尤其是福泽谕吉的理论中得到启发,主要是建构一个人在现代社会中的权利义务和行为模式。梁启超的‘新民说’超越了政治革命,实际上是文化改造工程,得到了普遍响应。他强调个人的自主性,也注意人在群体中的规范”。在他看来,这也许正是中国没有重蹈奥斯曼和莫卧儿两个帝国的覆辙,在“狂风暴雨般的西潮挟着坚船利炮和巨大的工业生产力,一锤锤地打到古老中国的头上”,而仍然挣扎着求生图存,没有一败涂地,分崩离析的原因。
我们喜欢引用英国思想家培根的那句话:“读史使人明智。”但这里应该有个前提,这个“史”一定不是那种故弄玄虚,探秘猎奇的“史”,也不是那种机械教条,政治鉴定式的“史”,而只能是类似许倬云先生这种有真知灼见,大气磅礴却又能娓娓道来的历史叙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