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读土耳其（上）

解玺璋

收拾行李的时候，我把帕慕克的小说《纯真博物馆》放进背包里。其实，当我决定和家人一起去土耳其旅行的时候，我对这个国家的了解仅此而已。我希望帕慕克的书能作为向导，带我走进神奇的土耳其。

飞机降落在伊斯坦布尔机场，来接我们的导游是个土耳其姑娘，她让我们叫她格娜。通常人们说到旅游，爱用“上车睡觉，下车看庙”来形容，我们这一行也未能免俗。一路上，庙是看了不少，而且是“洋庙”，但上车睡觉这一条，却基本上被颠覆了。格娜是个很健谈的姑娘，她很会利用乘车的时间，向我们介绍土耳其。她曾在北京待过五年，汉语说得很地道，有人羡慕得不得了，认为她的普通话比一般南方人说得还标准。坐在车上，听她侃侃而谈，对我来说，还真是一种享受。

格娜没有学过导游专业，她是学国际政治的，硕士论文是关于全球化背景下跨国公司道德操守的研究。最初，她有过毕业后去做外交官的打算，但对政治了解得越多，越觉得政治可恶，越希望远离政治。她选择做导游，就是看中了这个行业有很多机会接触各种各样的人，可以和他们沟通、交流，使土耳其的文化能为更多的人所了解。所以，她总是很主动地向我们介绍土耳其的政治、文化、历史、宗教，她多次讲到一个名叫“凯末尔”的人，讲他如何以改革创新的精神缔造了土耳其共和国，把土耳其带上了民主化、现代化之路，她说，为了感谢他的不朽功绩，全体公民送给他一个姓，即“阿塔图尔克”，意思是“土耳其人的父亲”。她讲的时候是颇带感情的，眼睛看上去有一点红，我因此对朋友感慨了一番：“能够充满感情地讲述他们的开国领袖，是很令人羡慕的。”

这样一来，我的土耳其之旅就变成了路上听讲（当然是边走边讲），晚上读书的“走读”。我不仅读了《纯真博物馆》，还读了这位作者的另一部小说《白色城堡》。白天上路后，我还常常把晚间读书遇到的问题拿出来向她请教，她总是抱着“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态度，每个问题都能滔滔不绝地讲上十几分钟或几十分钟。同车游客被她讲得进入了梦乡，她便自嘲式地说：“你们听累了，我也说累了，咱们都歇一会儿。”土耳其的领土横跨欧亚大陆，亚洲部分占97％，而欧洲部分只有3％，但格娜喜欢称自己是欧洲人。她对欧盟一直不肯接纳土耳其有点耿耿于怀，“他们年年都来考察，总能找到拒绝你的理由”，她说，“欧盟成了一块诱饵，多年来一直‘钓’着土耳其”。但她承认，加入欧盟对土耳其来说毕竟利大于弊，有助于促进和推动土耳其走向现代化。

我不知道格娜的这些想法在土耳其民众中，特别是年轻人中能占有多大的比重，不过，这种纠结于两种文化之间的内心冲突，我们并不陌生。帕慕克的《纯真博物馆》固然不在处理两种文化之间的关系上用力，但其作品中的人物，在生活中却很难不表现出对本土文化和外来文化的态度。故事发生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那时的土耳其人，至少作者刻意描写的上流社会的人们，都对欧式文化表现出艳羡的态度，他们的订婚礼一定要用法国葡萄酒才够档次，有面子，尽管这种酒大部分都是走私进来的，在黑市上花高价才能买到；而正式结婚，他们则更愿意选择去欧洲旅行。但在故事中，土耳其民族文化传统的势力还很强大，这主要表现在中老年人的行为逻辑以及整体社会舆论中，他们对凯末尔和芙颂这对恋人形成了一种压力，而这对恋人也并非完全脱胎换骨，仍不可避免地保留着与生俱来的文化胎记。这或许可以看作是生活在两种文化之间的人们的固有心态，无论是土耳其人还是中国人，都是很难逃脱的。

时过境迁，2012年春节，当我们踏上土耳其的国土，漫步在伊斯坦布尔被细雨浸润着的街头时，那种期待和想像中的异域风情似乎已经不多了，全球化的浪潮以现代化的名义荡涤着一切残存的本土文化痕迹，迫使它们变成了遗产或遗迹，以供旅游者瞻仰。不知道这是不是所有国别或族别文化的宿命，总之，我在乘船穿越博斯普鲁斯海峡时看到，两岸被它所分割的亚洲和欧洲，其城市景观已没有明显的差别。格娜为此常常流露出一点不平，她有时会略显无奈地说，文化的传播，其背后一定伴随着强大的政治、经济，甚至军事力量作为支撑。我很想问她是不是读过萨义德的《东方学》，又担心会把车上更多的游客带入梦乡，也就作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