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9日，“亚洲飞人”柯受良猝死上海滩。关于他的死，有各种不同的“版本”，但警方调查表明，柯受良在8日至9日活动繁忙并过量饮酒，法医也通过血液检验发现其中含有一定量的乙醇。

　　过量饮酒，其中的“量”，当然是相对于“飞人”个人而言的。一个人究竟能喝多少，没有划一的标准。《归田琐记》云一位陶姓官员，既能吃又能喝，“平生不知醉乡为何似”；还有一位葛临溪，“不与之酒，从不自呼一杯。与之酒，虽盆盎无难色，长鲸一吸，涓滴不遗”，纪晓岚还因此认为“酒有别肠”。《玉壶清话》云后周陶谷出使南唐，中了人家的美人计，本来他面对李中主斟得满满的“玻璃巨钟”看都不看，但人家把女的请出来，他傻眼了，“不敢不嚼，嚼罢复灌，几类漏卮，倒载吐茵，尚未许罢”。这种量，则是被逼出来的。

　　当然，单纯地能喝，舍此而别不足道，只能算是个酒囊，所以人们更津津乐道的是李白“斗酒诗百篇”那种本事。实际上有这种本事的诗人还有不少，比方王勃，凡欲作文，“先令磨墨数升，饮酒数杯，以被覆面而寝”，醒来后“援笔而成，文不加点”。宋代的能喝能作者，则首推陆游。其有诗曰，“少年欺酒气吐虹，一笑未了千觞空”、“倾家酿酒三千石”，豪气万丈。但一如李白、王勃，饮酒对于陆游也只是借助，因而他的诗中更多的还是“倾家酿酒犹嫌少，入海求诗未厌深”；“耳熟酒酣诗兴生”；“遗醉纵横驰笔阵”等等。

　　“量”不胜则曰醉，不胜至极，身体原本再有一点别的毛病，可能就要酿成悲剧。喝醉过的人都知道，那是件很难受的事，但酒醉其实也有酒醉的妙处。清朝程拱宽作过一首《将进酒》：“君饮酒，我歌诗，劝君频举金屈卮。醉乡别有一天地，乐处不许凡人知。左手携刘伶，右手招阮籍。空囊无一钱，杯中之物不可缺。吏部醉卧酒瓮边，翰林自称酒中仙。古人旷达乃如此，肯与礼法之士相周旋？”是为该诗节录，然已曲尽其妙。《明皇杂录》载，有一次唐玄宗找不到人起草诏书，大臣苏环乃自荐儿子苏盚，但苏盚特别喜欢喝酒，拉到皇帝面前时，醉醺醺地勉强“粗备拜舞”，接着就“醉呕殿下”。玄宗“命中人扶卧于御前”，还“亲为举衾以覆之”。苏盚“文学该博，冠于一时”，的确不是虚名，醒来后“受简笔立成，才藻纵横”。不过苏盚如果不是喝醉了，敢在宫殿里呕吐，别说皇帝给盖被子，恐怕连命也会搭进去。

　　玄宗如此宽待苏盚，恐怕也与他的一段经历有关。《唐语林》载，安史之乱中玄宗仓惶西逃的时候，给事中韦倜不知从哪弄来了一壶酒，然“跪献于马首数四，上不为之举”，不肯接受。韦倜害怕了，以为玄宗怕里面下了毒，赶快“注以他器，自引一”，先喝一杯，表明没事，然后再“满于上前”。玄宗说，你以为我怀疑你吗？不是的，“始吾继位之初，尝饮大醉，损一人，吾悼之，因以为戒。迨今四十余年，未尝甘酒味”。说罢指了指旁边的高力士等人，说他们都知道，并不是我骗你。

　　喝酒，自然离不了酒杯。李白诗中动辄“金樽”，什么“金樽清酒斗十千，玉盘珍馐直万钱”，“人生得意需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杜甫则没有那么讲究，他也有诗云：“莫笑田家老瓦盆，自从盛酒长儿孙。倾银注玉惊人眼，共醉终同卧竹根。”意思是说，以瓦盆盛酒与倾银壶而注玉杯，都是一个醉，没什么分别。宋人罗大经据此发挥道：“蹇驴布鞯，与金鞍骏马同一游也；松床莞席，与绣帷玉枕同一寝也。知此，则贫富贵贱，可以一视矣。”罗大经还讲了一个故事，说有一个人嫌自己的老婆长得不够漂亮，上司知道了，把他找来，“以银杯瓦碗各一，酌酒饮之”。然后问他，酒怎么样，那人说，好。上司就说：“杯有精粗，酒无分别，汝既知此，则无嫌于汝妻之陋矣！”那人一下子明白了道理，“遂安其室”。杜诗诗意的外延，真是令人回味无穷。

　　叶圣陶先生在小说《倪焕之》里写到，酒装在坛子里好好的，装进人肚子里就坏了。坏了，说的其实正是过量。如果喝酒没一点好处，今天也就不必弘扬酒文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