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9日，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在唐山对河北省国税局原局长李真受贿、贪污一案公开宣判，依法裁定驳回李真上诉，维持一审的死刑判决。新华社记者采访狱中的李真时，曾经有过这样的一问一答。问：你追求权力未必想的是恪尽职守，造福于民？答：我觉得持这种想法的不是我一人。有些干部对党的理想、信念也产生了动摇，台上讲慷慨正义之词，台下想升官发财之路，平时干肮脏龌龊的勾当。

　　李真现身说法，对当代诸多官员两面嘴脸的揭示更见“力度”。包括其本人在内，当道之时无不以公仆自居，但事实表明，他们这一类人从来都称不上公仆，充其量只是权仆，对权力极端迷信或崇拜，成为权力的仆从。这一点，并不局限于官员或准官员。

　　《谷山笔尘》载，明朝嘉靖时的徐阶为大宗伯，他的同乡孙承恩“亦已大宗伯掌詹”，两人还是邻居。但徐阶那里“宾客甚盛，延接不暇”，孙家这边则门庭冷落，因为孙承恩没那么张扬，“退食惟闭门深卧而已”。但孙成恩耐得住寂寞，他的仆人却不行。有一天，身着布袍的孙承恩“负喧读书”时，仆人们在一旁窃窃私语：“同为尚书，他家车马盈门，相公第中，鬼亦不至，我曹何望？”孙承恩听见了，并不介意，他对仆人们说：“任尔等他往，留我一人在此，叫鬼负去。”

　　《柳弧》里也有类似的记载。有位中堂大人的仆人有天忽然求去，中堂问是怎么回事。仆人说：“主人恩不敢忘，亦不敢讳，小人从此跟官去矣。”中堂是宰相级的人马，职别并不低，那么在仆人眼里官该是什么样子呢？“出门坐四轿，有旗锣伞扇，并有鬼头刀数对，此则为官，非主人之寂寂可比。”中堂感叹地说，我当了几十年的官，“方自以为官也，而不知非官也”。于是笑而遣之。这些出自仆人的用权逻辑，实际上正是沦为权力仆从的官员，其极坏的示范作用所导致。

　　因此，清朝的丁柔克总结道，宦途之仆有两种，一跟主，一跟官。前者患难不去，富贵相随；后者达则随之，穷则去之。丁柔克把后者比之曰猪狗，但他的弟子不同意，说：“猪能供人食，狗能守夜也，不如比之蝇。蝇者赴膻，挥之不去，拂之又来，终日营营扰扰，毫无事事。其辉煌而称能者，则曰金苍蝇，满腹皆粪，而外则金碧可观也。其无能者，则曰饭苍蝇，虽不如金蝇之逐臭，而亦无不可憎也”。这一番痛骂，仅仅骂的是寻常的仆人吗？

　　仆之如何，多少与主相关。《古夫于亭杂录》载，司马光家的老仆人原本叫司马光“君实秀才”，平实而亲切，君实是司马光的字。但苏东坡说你不能这么叫，应该叫“端明”。宋仁宗时设端明殿学士，后人遂以“端明”为代称。在东坡看来，可能叫“君实秀才”太过“随便”，体现不出司马光的身份。有人因此说东坡教坏了仆人。此外，洛阳有“春日放园”的习俗，“园子得茶汤钱，与主人平分”。但园丁吕直“纳钱十千”，司马光却不要，“后十余日，吕直创一井亭”，问吕直哪来的钱，原来就是那十千钱。王士根据这两件事看出司马光平时的修身、教家，进而推论：“近代权门豪仆，如严嵩之严年，张居正之尤七，视司马公仆，不居然舜、跖徒之分哉！而其主人人品、相业，从可知矣。”

　　回到这位李真，其担任“河北第一秘”时，与原省委书记程维高的关系一开始正带有某种“仆从”关系的色彩，只是当他调任领导职务之后，才逐渐转化成某种“共荣”关系。李真之成为权仆，程维高脱逃不了干系。程维高们若有司马光的“家教”，李真们未必敢狐假虎威到无法无天的地步。从李真对新华社记者的回答中，似乎对自己被揪出有点不大服气，这也提醒我们，不要只为揪出个把李真而沾沾自喜，更要警惕那些尚未落马的“李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