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处诲《明皇杂录》载有裴宽埋鹿肉的故事。说的是唐玄宗时有年除夕，润州刺史韦诜(一作韦铣)“日闲无事”，便带着老婆和孩子“登城眺览”，不意发现一户人家的园子里，好几个人正在埋什么东西。韦诜觉得奇怪，派人前去打听，原来那是参军裴宽的宅子。他 便把裴宽找来，“诘其由”，问他在干什么，裴宽回答在埋鹿肉。他说，我常常自戒，绝不“以苞苴污家”；可是今天有人送来鹿肉，“置之而去”，我“既不能自欺，因与家童瘗于后园”，没别的目的，就是想保全自己的操守。

　　苞苴，乃馈赠的礼物，引申则指贿赂。过年了，有人送来鹿肉，也许并没有不良的用意，起码暂时没有附以什么条件。但在裴宽看来，无故接受馈送，是“以苞苴污家”，仍然有悖自己的准则。那么，他把鹿肉埋掉，实际上是一种自律的行为。偷偷地埋，是因为他并不想张扬，更不想通过这一件小事，就把自己吹嘘成廉洁的典范。这正是裴宽自律的可贵之处。韦诜被他感动了，参军虽然只是个低级官员，但他不仅“降阶”以示恭敬，还当场把女儿许配给他。本来，韦诜物色女婿是非常挑剔的，可是论起外表来，裴宽简直就不堪一提，“疏瘦而长”，形如鹳鹊，第一次登门时，令韦家人等“大噱”。韦夫人“涕泣于帷下”之余，更认为准女婿看上去分明是个“人奴之材”，而韦诜看中的是裴宽灵魂深处的亮点。事实证明，韦诜的眼光不错，裴氏夫妇不仅白首偕老，而且裴宽的从政也可圈可点。

　　古谚云：“咬得菜根，定百事可作。”又云：“须是硬脊梁，于事始有担荷。”这些励志的言语与其说是在教导人们怎样成就事业，不如说是在教导官员应该怎样为官。明人于慎行便由此悟出：“士大夫生平要以固穷为第一义。”固穷，意思是信守道义，安于贫贱穷困。其实一个当官的，哪里就至于惨到那个份儿上？于慎行不过是想说，当官的人要保持平和的心态，如果整天惦记着发财，那么“百事可做”中的事，一定是坏事，见不得人的事。

　　裴宽自律的可贵，还在于他的不受苞苴，是自己加给自己的戒条，而好多时候，达到其行为的效果，需要由国家颁布相应的法律法规。北宋仁宗庆历三年(1043年)，朝廷就出台过这么一项政策：“自今中书、密院执政官，非休假日，私第不得见客。”在宋朝，中书、密院(枢密院的省称)称为二府，其官员要上朝奏事。规定他们“私第不得见客”，一定是不少人假借“见客”的名义，干了非法的勾当。而逼出一项制度，更说明事态的严重可能已到了非整治不可的地步。

　　在对待馈送的态度上，清朝的张伯行也值得一提。据《郎潜纪闻二笔》载，他任督抚时，发布过一道“禁馈送檄”，开宗明义，就是要禁止官员收人家东西。檄文说：“一丝一粒，我之名节；一厘一毫，民之脂膏。宽一分，民受赐不止一分；取一文，我为人不值一文。”最后，他又一针见血地指出了接受馈送的危害和实质：“谁云交际之常？廉耻实伤；倘非不义之财，此物何来？”其实不用张伯行点得这样明白，当事人自己都清楚，把接受馈送口口声声说成正常的人际交往，仅仅就那么简单吗？

　　裴宽自律的可贵，在其仕宦生涯中得到了充分展现，“不附权贵，务于恤隐”，因而政声卓著。他由蒲州刺史升任太原尹的时候，唐玄宗曾赋诗赠之：“德比岱云布，心如晋水清。”岱云，乃喜雨之云。皇帝这样赞许一位地方官吏，评价是相当之高了。这也从侧面证明，裴宽埋鹿肉之举，不是一时的“做秀”，自律的意识在他的头脑里是扎了根的。后来，裴宽官至户部尚书兼御史大夫，而他的去职实在令人扼腕。奸相李林甫做了一个梦，梦中有人跟他非常过不去，醒来后李林甫说，那个人长得很像裴宽。现实中李林甫非常害怕裴宽入相，并且认定“宽谋代我”，这个梦加剧了他必欲去之的决心。

　　裴宽最终被贬出了京城，使他没能更大程度地有所作为，但这个严于律己者面对馈送的示范，对后世的为官者还是能够产生积极意义上的启迪，那就是：检验一个官员的品行如何，关键在于他的所作所为，尤其在监督不到位的情况下，仍然能够保持住自己的操守，才是真正的“硬脊梁”，也才显得更加可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