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8日《北京青年报》有一则摄影报道：一支售价7.8万人民币的巨型象牙毛笔在北京亮相。这支笔产于江苏常州，笔杆采用象牙材料，上有微雕《金刚经》5000余字，是目前北京售价最昂贵的毛笔。看了这则消息，首先想到的是，莫非国际上对象牙制品开禁了？其次想到了关于毛笔的若干逸闻。

　　唐代大书法家欧阳询与儿子欧阳通，父子均名声著于书坛，被当时称为“大小欧阳”。虞世南说欧阳询“不择纸笔，皆能如意”，但欧阳通则不然，讲究得很。《朝野佥载》云，欧阳通用的毛笔，笔管就是“必以象牙、犀角”为之。笔头呢？则是“狸毛为心，覆以秋兔毫”。这个兔毫，也是极讲究的，《淮南子》载“苍颉作书，鬼夜哭”，高诱注曰：“鬼或作兔，兔恐取毫作笔，害及其躯，故夜哭。”不仅用的毛笔如此，欧阳通用的墨、纸也极其讲究。“松烟为墨，末以麝香，纸必须坚薄白滑者，乃书之”，否则就不动笔。讲究到这个份儿上，全因为他不仅“自矜能书”，而且“自重其书”，把自己的东西看得高。不过，人们都知道他那个不那么讲究的爸爸，往往却不知道他这个“善书”的儿子。

　　《池北偶谈》转引南宋岳珂《玉楮集》载，唐朝时有个刺史要到江表为官，宰相知道新淦那个地方的笔很有名，就让刺史帮他弄一些。刺史不敢怠慢，到了地方，赶快“招佳手”制笔。结果一位老人应命，百日过去，制成两管，“驰贡相府”。宰相大人先是嫌慢，这么久才送来；继而嫌少，才两只。试一下，又不好使，乃大怒曰：“数千里劳寄两管恶笔来。”刺史吓坏了，要治罪制笔老人。老人自辩说，欧阳询、褚遂良他们都用我做的笔，这样吧，你先把相君的字拿出来给我看看，我再做；如果还不称他的心意，“甘就鼎镬”。等到见识了宰相的书法，老人笑了：就这两笔字，“只消三十钱笔”，根本犯不着费那么多工夫。果然，这一回没两天就做了五十管，“驰上之，相一试大喜，优赐匠者”。这说明，那个有雅好的宰相根本不识货。

　　《浪迹丛谈》转引卢言《杂说》云，唐代大书法家柳公权也不能识别好笔。说宣州陆氏世能作笔，家传王羲之都向其祖求过笔。柳公权找上门来，陆家家长“先与二管”，对儿子说：“柳学士能书，当留此笔，如退还，即可以常笔与之。”未几，柳公权果然认为不趁手，“遂与常笔”。陆家人因此得出结论说：“先与者非右军不能用，柳信与之远矣。”我以为这个结论相当轻率，应当说对柳公权抱有极深的成见。“学书从颜柳入手”，是今天人们的共识；《旧唐书》说：“当时公卿大臣家碑版，不得公权手书者，人以为不孝。”在《铁围山丛谈》里，记载了一个差不多的故事，但陆氏换成了诸葛氏——可能宣州那地方是制笔之乡，柳公权换成了一个不知谁人的唐代名士。这就更能说明一点问题。以柳公权的盛名而不识笔，逻辑上是讲不通的事。或者，柳公权与欧阳询一样，对笔并不过分计较。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米芾说：“笔不可意者，如朽竹篙舟，曲筋哺物。”这是米芾的观点，并不绝对。周密在《癸辛杂识》里剖析自己：“不自知其拙，往往归咎笔墨。正所谓不善操舟而恶河之曲也。”的确，对多数人来说，这是一种常见的心理。不过周密这里不大像是说书法，而更像是借喻其它了。

　　北京卖的这只大笔，能不能用暂不知道，但用象牙作笔杆，我很有一点担心。几个月前有则消息说，中国援助马里医疗队的一行15名医务人员，返回北京时在布鲁塞尔被逮捕，正因为比利时海关人员在他们托运的行李中查获了150公斤非洲象牙制品。象牙大笔制作者的初衷可能是奔着“基尼斯”去的吧。奔就奔，也没什么，但是无论干什么，先别忘了想一想行为的合法性，免得授人以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