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潮白

　　官吏与贪，从何时起开始相伴生，变得形影不离，考证起来也许不是件难事。贪这玩意，在任何正常的社会里都是容不得的，所以贪一出现，最多是稍晚，必然也就开始有了针锋相对的止贪之法。从止贪出发来反证就是考证的一个思路。历史上如何止贪，方法是五花八门的，不过此篇小文还不具备追本溯源的能力。

 
　　据《涑水记闻》记载，宋朝有个沧州节度使张美，这个人在从政方面很有些才能，但坏事也干了不少，强抢民女为妾不说，还贪婪得很，“受取民财四千缗”，被百姓告了御状。宋太祖表现得很“大度”，除了代为归还，再赐给张美母亲“钱万缗”，并对老太太说，告诉你儿子，“乏钱欲钱，当从我求，无为取于民也”。据说张美吓坏了，自此“折节为廉谨”。这是宋太祖的止贪一法。《典故纪闻》载，明太祖时郡县官员上任皆给“道里费”，具体是知府五十两，知州三十五两，知县三十两，如此等等。不仅发钱，还发做衣服的材料，“文绮罗绢布，及其父母妻子”，连家人也都有份。这样做，主要是怕刚上任的官员因为搬家弄得手头紧，惦记侵渔百姓，“故欲其奉公，不得不先养其廉如此”。《庸闲斋笔记》又载，清朝雍正皇帝也曾为各级官员设立一种养廉银，目的也是“保全服官者之操守”。这些做法在逻辑上都存在着可行性，用《庸》书作者的话说，“稍知自爱者，均借此银以恪守官方”。这里的官方不是指政府方面，而是它的另外一个含义：居官者应守的礼法。以银养廉，旨在从制度上止贪。然而很可惜，逻辑归逻辑，现实归现实。这种方法大约还不如宋太祖的恩威并施更奏效，既为贪官，又焉有自爱可言？

　　《原李耳载》里还有王恕“指窖止贪”的故事。说的是明朝王恕为官，“两袖清风，一尘不染”。他这样教育同样也在当官的儿子：“尔忧贫乎？家有素积，不必官中常作仓鼠也。”说罢把儿子领到屋后，指一处云：“此藏金所，有金一窖。”又指另一处云：“此藏银所，有银一窖。”等到王恕死了，儿子到他指的那两个地方去挖，却是什么都没有。

　　在明朝的历史上，王恕是个可以称道的人物。他是正统年间的进士，历仕成化、弘治两朝。“两京十二部，独有一王恕”，形象地道出了他在政治上的作为。当朝廷的同事们在关键问题上该说不说、装聋作哑、沦为摆设的时刻，每每是王恕挺身而出。最难得的是，王恕在地方和中央当了四十余年的官，“刚正清严，始终一致”。经手引荐提拔的人物，全凭真才实学，因而像耿裕、刘大夏等，皆成一时名臣。《四友斋丛说》另载，王恕曾在家门口贴了个告示，上面写道：“宋人有言，凡仕于朝者，以馈遗及门为耻；受任于外者，以苞苴入都为羞。今动辄曰挚仪，挚仪而不羞于入我，宁不自耻哉！”作者何良俊认为王恕的这一表态，“使非真诚积久而孚，亦不敢自书，书之适足以增多口也”。何良俊是把王恕的话当作肺腑之言的。在他看来，贪官固然可以高谈阔论廉洁，而且也可以说得像真的一般，但自己真正怎么样，“亦各自知也”，心终究是虚的。所以“老实”一点的干脆不如不说，说了，对公众而言，徒添笑柄而已。

　　王恕共有五个儿子，从《明史》的记载看，“指窖止贪”针对的该是他的小儿子王承裕。王承裕的事迹比较简略，但正德皇帝曾经手书“清平正直”褒之，证明他的确做到了不贪。循着这一推理，儿子在王恕去世后真的去挖窖，乃是这故事的蛇足。王恕的“指窖止贪”，犹如曹孟德的“望梅止渴”。但凭这一“指”，士兵暂时收到了“止渴”之效；用于“止贪”也是如此，就算能止，止的也是一时之贪，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这样一想，正史不收入这个故事是有一定道理的，根本原因正在于它的故事性太强。廉洁的父亲教育出了廉洁的儿子，人们需要二者之间的逻辑关联，为后人所仿效。那么，以之作为止贪一法去应用于他人，那就是天真了。

　　不过这故事却实实在在地告诉我们，真心不贪的人，怎样都会找到杜绝贪欲的方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