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近一期的《城市画报》随刊附赠有文身贴纸，那是一种我叫不出名的动物图案，人们可以按照使用说明来个“即时文身”。文身，本来是在身体上进行刺画，一旦刺了画了，就要成为终生的印记。文身贴纸的好处是，哪一天新鲜劲过去了，不想要了，还可以立刻除去。

　　文身的出现可谓早矣。古代百越的典型习俗就是“文身断发”。人们身刺花纹，截短头发，据说这样做可以避免水中蛟龙的伤害。为什么呢？屈大均在《广东新语》里有如此解释：“南海龙之都会，古时入水采贝者皆绣身面为龙子，使龙以为己类，不吞噬。”原来文身具有“麻痹”龙的功效。不过也有学者考证出，文身，是具有特殊意义的成人礼。

　　考察历史上文身的内容，不只是花纹或图案。北宋张师正《倦游杂录》记载，荆州有个街卒葛清，可能是个文学爱好者，“自颈以下遍刺白居易诗”，且配以图。比方白诗有“不是此花偏爱菊”，他就在诗之旁刺一人持杯临菊丛；白诗又有“黄来缬林寒有叶”，则刺一树上挂缬。如此等等，在葛清全身上下一共有20几处，人们因此把他叫做“白舍人行诗图”。同书另载，武夫呼延赞“自言受国恩深，誓不与契丹同生，遍及体作赤心杀契丹字，捏以黑文，反其唇内，亦之”。与此同时，把“鞍鞯兵仗，戎具什器，皆作其字”。不仅如此，他还要求自己的老婆、儿子及仆妾都得这样。到动手那天，他把黥字的人找来，自己“横剑于膝”监督，“苟不然者，立断其首”，弄得“举家皆号泣，以谓妇人黥面非宜”，好说歹说，刺在胳膊上才算了事。

　　与呼延赞赤心杀契丹相似，南宋初王彦领导的抗金“八字军”，也是在每个士兵的脸上刺字：“赤心报国，誓杀金贼。”这是《宋史·王彦传》中的记载，而在李心传的《建炎以来朝野杂记》那里，“赤心报国”乃是“不负赵王”。那么，这些士兵脸上究竟刺了哪八个字，还真把我们弄糊涂了，总不至于一部分人刺这八个，另一部分人刺那八个吧？因而两说必有一谬。虽然《宋史》是元相脱脱主持编纂的，李心传是南宋著名史学家，记载的又是离自己并非很远的事情，但我还是怀疑这个“不负赵王”的可靠性。清人有云：“真乃学问之人，不必奔走风尘以求名誉。”这句话的潜台词是，有的学者为了取悦当时，是不大讲究廉耻的。

　　在人的身上刺字，也是古代刑罚的一种。汉代成为黥刑，在罪人的面上刺字，以墨涂之，所以亦称墨刑，宋元时期极其盛行。读过《水浒》的人们都知道，一百单八将里有为数不少的被“刺配”过的人，宋江、林冲等等，害得他们后来出席公共场合，总要讨块膏药把脸贴上。按宋代军制，军士亦常须刺字，以作标记。《默记》载，韩琦帅定州，狄青为总管，有天在一个宴会上，妓女白牡丹的酒喝多了，嘴开始把不住门，跟狄青碰杯，来了句“劝班儿一盏”，虽然是开玩笑，但明显是讥笑狄青面有涅文。狄青呢？当时打个哈哈过去了，“来日遂笞白牡丹”，到底还是把她给揍了一顿才解气。其实狄青成名之后，宋仁宗“尝敕青傅药除字”，是他自己不干。《宋史》其本传载，狄青指着自己的脸说：“陛下以功擢臣，不问门第，臣所以有今日，由此涅尔，臣愿留以劝军中，不敢奉诏。”这就是说，狄青是以之自豪的。但这恐怕只是在皇帝面前的表态，心里未免以此自卑。他常跟人说，韩琦“功业官职与我一般，我少一进士及第耳”，总怕人看低了他。其实二人的修养、作为，决不只是差了张文凭的问题。

　　弹指一挥间。即使在当代早些时候，我们看到文身的人，往往还要作不好的猜想，那些背刺双龙的人物，更要联想到黑社会里的老大，而转眼之间却成了少男少女的时尚。文身贴纸的出现，应当说最大限度地满足了他们既要好奇又当时无须痛苦过后可能抱憾终身的心愿。当然，他们追求的已不再是那种无声的震慑作用，纯粹出于装饰的考虑。这也应该算是文身新功能的开发利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