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世纪有个德国人叫诗历曼〈H.Schliemann〉，他是1887年成功地发掘了希腊特洛伊木马之战遗址的人，是个富豪，曾经周游世界，到过清朝的中国和当时的日本，写下了一本游记，很有内容。在他的眼光里，中国是相当落后的，而日本十分发达。很多时候，他都把中国当作日本的一个比较来写。不仅如此，他还把欧洲生活当中的一些常识也当作描写日本的一个比较。

  比如:他说“到了日本，我才发现像欧洲那样在寝室里摆满了豪华家具摆设的做法是完全没有必要的。人如果都能跪坐的话，既不要桌子也不要椅子，甚至连床也不要，如果我们能够适应这个智慧，那生活就会变得相当美好！”

  而且，他还说:“欧洲的家长应该学习日本人的生活智慧，这样就能从为了子女的结婚而必须准备的财物负担当中解放出来，至少看看日本人的智慧，他们应该得到鼓励。”

  这位德国客简直是为日本人的生活智慧高唱了一首赞歌。进而，他还写道:“日本人全家都使用筷子吃饭，其速度也罢，挟菜的角度也罢，其动作的优雅决非是欧洲的刀叉可以攀比的！” 至于说筷子是否从中国传来的，这个对德国人诗历曼并不重要，他的游记有偏见，文字当中流露出一股贬低中国抬高日本的情绪，十分明显。

  不过，即便是这样的描写仍然可以看出，对一个陌生文化的理解基本上是缘起于一次“比较”以后才能成立的。对一个十九世纪的德国人的日本来说，一个比较是他的欧洲，还有一个就是他的中国，他可以采用复数的比较方法，也可以找到许多参照的系数，或者从中提炼出结果，或者干脆就是平铺直叙，把所有能够比较的内容一起展示出来。

  与此相比，对我来说，宁愿选择一种简单的比较，一种建立于自己直接感受之上的比较，用心体验的那一种，就像阿毛博客一直写身边发生的杂活事儿和面对具体事情的所想所思。其实，从某种意义上说，十九世纪的日本对于欧洲来说，近乎于一个“充满了谜团的东方小国”，后来，从这样一个认识起点出发，世界对日本的了解也开始从神话、历史以及文化方面逐渐深入了下去。刚才说的德国人对日本的描述也许可以作为一个经典来阅读，因为他写的游记标志了欧洲对整个近代日本的深度关心。

  如何认识日本也被称为“日本人论”，其实就是一种观察和研究。之所以有这样的“论”，想必是因为某一个时间段曾经出现过对这个“论”的高度关注。

  日本学界一般认为，“日本人论”出现于江户时代的中后期，这个分水领是建立在日本人是否意识到了外国人对他们的描述，如果有的话，这个发展应该是江户中期到幕府末期这个时期。尽管当时的日本采取了锁国政策，但有关西方的消息多多少少也流入了进来，而且有些了解西方知识的日本人也开始描写了他们所了解的西方。

  比如:新井白石〈ARAI•HAKUSEKI 1657-1725〉写的《西洋纪闻》就属于比较早期的作品。换句话说，所谓“日本人论”是在日本人看西方人和西方人看日本人这样一个互动的知识环境下诞生的。带有这一强烈意识的人是司马江汉〈SHIBA•KOUKAN 1738-1818〉，他是浮世绘大师铃木春信〈SUZUKI•HARUNOBU〉的弟子，而且是日本第一个引进油画画法的人物，所以对西方的了解比较前卫一些。他写过一本《春波楼笔记》，其中就说:“我们日本人的智力浅薄，思虑尤其不深，所以无法赶上欧洲。”

  后来，还出现了一批人物，比如:渡边华山〈WATANABE•KAZAN〉、高野长英〈TAKANO•TYOUEI〉也都表达了同样的想法，当然，这些人并没有正面展开他们的日本人论，而只是做出了一个呼吁，认为日本人是落后的，应该学习西方的知识。

  上述这些人物的拟似“日本人论”跟本居宣长〈MOTOORI•NORINAGA 1730-1801〉，还有其他汉学学者的论点非常不同。

  本居宣长主张日本与中国之间的对比，从中考虑日本人的问题，于是他提出“MONONOAWARE”，所谓“物寂”的概念完全是追回到了日本古典文学以后的结果。不可否认，这个思想的根基所在其实就日本优越论，无论你跟西方比也好，还是跟中国比也好，日本人总归是优越无比的。发展到了这里，我们不难看出，所谓“日本人论”的雏形发展从一开始就面临了两个极端的选择，一个说“落后”，另一个说“先进”！

  另外还有一点需要说明，幕府时代是锁国的，夸日本人没事儿，但像渡边华山和高野长英那样公开指责日本落后的人一律被视为超级危险思想，所以这两位都惨遭迫害，自杀身亡。

  当然，所谓“日本人论”不单单是什么“优越论”或者“劣等论”之争，因为主张学习欧洲的人只是说西方在人工工业方面比日本先进，而并没有涉及人的精神层面的议论。一直到幕府末期为止，所谓“日本人论”基本上是片面的，但到了明治时期，尤其是跟西方人相比较这个层面上看，福泽喻吉《文明论之概略》是一部经典作品，因为这部书作为“日本人论”的一种至今仍然获得着很高的评价。

  福泽在明治以前去过美国去过欧洲，对人家如何评价日本人非常熟悉。他写的《西洋事情》就是拿到今天读读，还是觉得有新鲜感的。关于福泽的思想，简单地说，他看问题的方法分了两个，一个是有形的文明，比如衣食住行，另一个是无形的文明，他指的是人的精神。这是他考虑日本人的时候尤其重点阐述的部分，而且福泽的理论包涵的实践意义很强，包括他极力主张排除日本人意识中残留的封建性都说明了这一点。 按照这样一条思路，我们不难看出，“日本人论”的发生首先是来源与最先跟外界接触的日本精英阶层，而且绝大部分成果都是以游记见闻的方式公布于世的。包括后来的许多名著，比如《风土》和西周的《国民气风论》和中根千枝、土居健郎的一系列著作等等。

  可以说，正是因为日本精英阶层最早对“日本人论”的参与和不断阐述才使世界对日本人的观察与研究变成了一个越来越大的知识参照。其中最典型的“日本人论”莫过于美国人写的《菊与刀》。 当然在这前后有过不少外国人写了关于日本人的书籍，比如；明治天皇的德国医生写过，旧苏联布列日涅夫时代有个记者叫Vsevolod Ovchinnikov，写了一本叫《樱枝》的书，据说卖掉了700万册，比当今的美国《艺妓的回忆》还热销。中国比较出名的是戴季陶的《日本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