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视4套的节目《华人世界》播出后，收到很多网友的邮件，心里十分感激。其中，《珠江晚报》刊出的短文《与阅读相依》，尤其能抓到我现在的所想。

  其实，人在海外生活是一件孤单的事情，毕竟不是本土，身边没有随处可见的亲情，但恰恰如此，所有的开始正是从孤单开始的。于是，从一件小事起步，孤单也会逐渐变得不孤单了。无论是爱情，还是打拼，甚至说大点儿，包括每人的事业心，这些都必须与身外的对象面对面。在此，所谓“孤单”是不成立的！“孤单”是脆弱的存在。

  我喜欢周围的小事，甚至小到越小越好的程度，

  据说，一个叫山本的日本中年人两年前跟朋友聊书，起先只有4人，结果他们利用SNS在网络上建立社区，积极接受外来读书人的疑问，于是从网络中走出来，开始举办小型读书会。时隔不到三年，目前已经发展成为一个拥有2700人登记的庞大的读书会，令媒体惊奇！

  虽然不了解这位日本中年人如何举办读书会的，但从我周围类似的读书会来看，日本年轻人热衷于集团聊书这一方式却是事实。

  日前参加了一个小型读书会，大家选的书是《梦象成真》，故事挺荒诞有趣，专门教职场人如何摆平上下级关系，以图发挥个人长处，出人头地。书中经常会出现一个来不来就伸长鼻子的人，长得很像大象，所以书名叫《梦象成真》。尽管这个故事已经改编成了日剧，但这群年轻人仍然热衷于读书。

  我很好奇，问了他们的会头，一位大学4年级的日本女生，她回答说:“我们有严格的规定，一是读书会准许发表意见，但必须按照事先的号码排，轮到谁谁说。二是不许发表与对方有明显对抗的内容，有反对意见的人是可以的，但要先收敛起来，留到会后个别去说。三是关于的书的话题必须事先亮出来，不做临场发挥，不经过彩排

  周末这些天一直在东京过，一是工作上的事情需要跟人见面谈话，二是周末逛东京也是一个比较重要的理由。原本打算去哪儿逛街，具体的地方没定，想来想去，每回到东京都是直接办事儿，直接返回，似乎很少有什么间接的安排。其实，说是逛街，也就是那么一说，下午还是直接返回神户吧。

  东京虽然人多，但比不上一大早的乌鸦多。但凡是个热闹的地点，比如:新宿和涩谷什么的，满天乌鸦的叫声完全可以代替公鸡打鸣，跟你没商量。有的乌鸦从空中往下飞，冲人头直扑，很多被惊吓着的行人发出怪声，很像一根长长的细铁丝被突然遮断一样。

  乌鸦也许不是好鸟，但大部分集中到饮食一条街的乌鸦绝对是受到了人的恩惠才变得如此。记得第一回到东京大约是20多年前，当时好像没见过什么乌鸦，反倒是碰见了喜鹊。天空也显得异常的高。据说，后来有一段时间，东京对食品垃圾的管理欠缺思考，很多垃圾袋子都用透明的，最早的目的是为了清洁工容易辨认垃圾的内容，但没想到乌鸦的贼眼雪亮，它们在空中盘旋，认准了透明的垃圾袋子，一头扎下，有鱼有肉，尽全部的剩菜一古脑儿叼走。于是，养活了越来越多的乌鸦。乌鸦绝顶聪明，每

  昨天上完课，讲的是《人与宗教》，谈到幸福论。有个日本女博士生说:“人最幸福的应该是无痛死亡，因为人活着就是为了死，无痛才是人的最大幸福。”

  其实，她说得有道理，但关键的问题是知道无痛的人却马上死亡，无痛之于他的意义后来有谁能知道呢？幸福论本身也许有很多都是建立在假设前提下才成立的吧。所谓“生死观”，按道理说，无所谓什么答案，而是从什么角度提出问题，似乎变得十分重要。

  这个情景犹如清晨的花朵，有了阳光就会灿烂，渡过黑夜的时候，常常处于忍耐的过程。人的痛苦也许就是为了“无痛”而必须经历的承受！

  我喜欢早起，也是因为过去卖鱼卖出的毛病，有时外出散步，经常看到的场景如下:一条清亮的小河和一位日本老婆婆，她躬

  首先说明下，“窄小”这个字眼儿并不是贬义词。比如:日本人喜欢把喝茶的地方叫“茶室”，而不叫“茶房”，很显然，“房”比“室”大得多。

  新绿的季节一到，日本人喝茶喜欢去茶室，一扇小门帘儿与四面墙壁，反倒把人压缩到一个集中点，这个点就是茶本身，同时也是喝茶的一个重要过程。第一要欣赏茶碗，然后吃块甜点再慢慢喝茶师抹好的茶。茶很稠，完完全全的绿色，是由茶叶子抹出来的，仔细看能看出绿色的碎渣儿。原本很小的茶的存在之于窄小的茶室内却显得大起来，多次喝日本抹茶的人也许都有类似的体验。

  难怪奥巴马上周访问日本时说起小时候到镰仓见到大佛，忽然想起如何吃抹茶冰激凌，对抹茶的记忆至今不忘。日本人形容住房窄小喜欢用“猫的额头”说事儿，因为天下没有比它更

  刚才出门又看见了这么坐着的男人，涂鸦时仔细一看，原来他的左手拿的是一个记数器，闹半天是打工仔，专门计算路口的人流量。不用说，这类工蛮特别，而且一到周末就随处可见。闹市、高速公路，还有轮渡码头的附近。有时哪怕遇上风雨天，这些工员也都很认真，眼光雪亮的样子！

  说起日本的异种工，其实也就是一个稀罕的意思。比如；艺妓的跟班儿一般都是帅哥，只管拿行李，伺候艺妓，但再多的事情是不能干的。传统的日本文学中有不少这类描写，谷崎润一郎和川端康成的小说里面都可以找到。

  我见过最好玩儿的日本异种工是搞清洁的，他专门为别人清扫刷地用的刷子。刷子有各种各样，跟国内的拖把十分相似，但刷头儿的部分是软橡皮制作的，不会像破布条儿那么容易脱落。他洗别人的刷

  今天跟日本学者闲聊，聊到对“声音”的认识，拿中国古诗“夜来风雨声”说事儿，如果直接翻译出来请日本人听的话，大都会觉得奇怪，因为日本人觉得“声”是人发出来的，而不是物造成的。日语有相同的汉字“声”和“音”，但在用法上是分开的，很多情况下并不混淆。

  去东京这类大都市逛街，经常会听到各种扩音器里传来的喊声，有卖电器产品的、有想当国会议员的人为了拉选票而声嘶力竭的，还有专门面向女人兜售化妆品的，街头的音频起伏不停，但很大的特点是扩音器的性能都相当高，几乎没有什么杂音，完全把喊话人的声音释放出来，近乎百分之百的释放！

  其实，从学术角度上说，日本人说话用的差不多都是元音，发音发起来嘴巴是圆的，从喉头用劲，而跟擅长使用辅音的中国人相比，他们处理鼻腔内的发音能力几乎等于零。日本学者认为，甚至连虫子的叫声在内，日本人都把它送到左脑处理，而中国人，还有欧美人处理同样声音的时候用的是右脑。右脑处理感性材料，而左脑是处理理性材料的，换句话说，日本人把虫子的声音当成了一个理性课题。

  这事儿说起来也难怪，日本人制造的音响设

  要不是这些天各国新闻都集中报道20年前拆毁柏林墙的事儿，我也许不会像眼下这么回忆当时人在柏林的细节，当年的柏林有两个，一个是东柏林，另一个是西柏林。

  20年前从东京飞到西柏林，然后步入东柏林，最后是从东柏林Schonefeld机场飞往莫斯科，然后转乘日航直飞东京，整个旅程感到东柏林的空气最新鲜。

  记得西柏林的边境官员态度傲慢，看了一眼我的中国护照，然后望天花板足足5分钟，什么话也不说，最后使劲盖了一个章，让我入了境。相比之下，东柏林的官员很热情，一接到中国护照，马上跟我说:“欢迎中国朋友”。德文好像是“herzlich willkommen! chinesischer Freund ”

  当时的西柏林有一点儿像香港，主要是空气中总也消不掉一股股的炊烟味儿，包括炖猪腿、德式酸白菜，其余的还有火腿与香肠之类，很像一个巨大的露天食堂。另外，各种肤色的人穿梭往来，不同语种混杂于街头，这个也跟同一年刚到香港的感觉酷似。

  跟西柏林相比，东柏林不仅人少，而且街头餐饮店的数量也不多，有的饭馆直接开在单元楼的一层，跟当年我在中国社会科学院

  跟刚从北京探亲回来的妻子去京都观赏红叶，正遇一位日本禅师，随便聊天儿，不留神拍下这幅照片，觉得挺好玩的。这时才发觉这天是立冬，晚上回家应该包饺子吃！

  我们一边走一边聊天，也不知聊到什么的时候，禅师说:“人的死不是活的反义词，而是一个延伸。因为人死的状态很长，远远超过活。人活的标准应该是以身体为物质的存在，哪怕一把骨灰也是物质，因此人依然活着。” 听他这么说，我反倒想问:“人难道没有灵魂么？跟身体完全分离的那种灵魂。”

  不过，想了想，最终什么也没问。

  从清水寺下来，过马路的时候遇见一个母亲怀抱一个婴儿，身后还跟着一个4、5岁样子的女孩儿。这时红灯亮了，母亲喊:“快过快过，这个红灯的时间长！”，可女孩

  准确地说，这是我20年前拍到的东德最后的阅兵式。

  想起今晚整个德国为了柏林墙的拆毁而举行的纪念盛典，当时究竟有多少人想到那道墙会在同一年倒塌呢？而且是在无数东西德万众的呐喊之中。说真的，有谁想到了呢？历史与现实的宏大叙述也许就是这样灌入了我个人的细节记忆。 

  等再下个20年，如果这个阿毛博客还存在的话，我会再次重温这段记忆，作为历史的大变革也好，作为个人的描述也好，记忆永远令人年轻！

  记忆中的20年前的柏林总是阳光明媚，似乎没有阴天的存在，越往柏林墙走，越能感到空气中升高的温度，即使无风，也会觉得细风如丝，很像北京的柳絮飞到脸上的感觉。跟西德相比，东德的风也许是粗躁的，但众人沿路的欢呼声此起彼伏，有

  还是从我身边的小事说起，原来跟日本人做生意时曾经得到过一份订单，订货人是一个地区的教育委员会，下属机构大概包括几十个小学，他们的订货是桦木板，目的是为了让小学生练习雕刻，从小学一年级开始分不同的难易度，一直上到三年级的样子。当时的桦木是从缅甸进口的，在整个报价和验货的过程中，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教育委员会的头儿，看上去是一位相当绅士的日本老人，他跟我说:“你要记住，木板上绝对不能出现木刺儿，万一伤了学生，那后果是不可挽回的，因为小学生的肢体是我们教育的最大本钱！”

  时隔很多年了，日本人对儿童教育一向重视肢体，至少比头脑的训练要重视得多，这一事实从不同的场合都能直接感受到，其中，阿毛博客写过的婴儿嚎哭比赛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日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