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什么贾宝玉、林黛玉，都是大混蛋、小混蛋”
一进学校，就深感北大、清华之学风不同。高年级的同学告诉我，你是可以一眼分清谁是清华的老师，谁又是北大的。北大的老师重“史”，比方说汤用彤，讲魏晋玄学、印度佛学史等，注重历史、考据等。清华的老师重“论”，比如搞英美分析哲学的的金岳霖，注重分析、理论，是清华学风的典型代表。他对理论痴迷，没有对人生利害的关心。这一点对我影响很深。两个学校的考试也不一样。北大老师考试，自己带书进去翻书，不监考，两个小时后，老师施施然来收卷子。清华则不一样，考题是YES OR NO，监考两个人。
那时无论文科理科，无论是学生和教授，都喜欢到各系去听自己喜欢的课。所以有些课，你可以看到学生、教授一起听课。我到现在还记得我一年级时听刘文典讲《红楼梦》，到了教室，已经挤得人山人海，地上都坐满了。刘文典是一个不拘小节，文人派头十足的学者，只见他抽一口烟，似乎要说话了，但又不说话，大家只好焦急地等待。他又抽一口烟，才不紧不慢地开了腔：“你们各位在座的，都是贾宝玉、林黛玉呀！”当时化学系的一位老教授严仁荫，已经坐着等了半小时，听到这样的话，很生气地说，“什么贾宝玉、林黛玉，都是大混蛋、小混蛋！”这是骂刘文典的。可是刘文典讲课后，底下的人，没有一个是走开的。
我还记得冯友兰师讲“论道统”，在西南联大最大的教室，但冯友兰是一个口吃的人，他一开口，“论道、统、统、统……”登时底下哄堂大笑。尽管如此，还是没有人离开。

学风自由
西南联大的典型学风之一，表现在于老师听老师讲课。最典型的是闻一多，沈有鼎，都是大教授，都讲“易经”。闻一多从文学角度讲易经，沈有鼎则从逻辑角度讲，这两个课我都去旁听。每一次，闻一多讲课，沈有鼎坐在前排，而沈有鼎的课，闻一多也坐在前排听。课后能看到他们一起散步，交谈。当时学术空气之浓，现在恐怕无法达到那时的样子了。

西南联大学习空气的自由，表现在转系非常自由上。我从经济系转到哲学系，打了成绩单，让哲学系的老师看了看，就签字同意了。高中生进入大学，就象“刘姥姥进入大观园”，五花八门，眼花缭乱。每个年轻人对自己的认识，都有一个比较漫长的过程，所以应该更多的选择的自由。

西南联大的学生，大部分都来自沦陷区，没有经济来源，靠的都是学校的“贷金”，吃住不要钱。我们宿舍也是自由组合，文理混住，宿舍是草棚子，外面糊了些泥巴。图书馆很小，我们便到茶馆里念书。昆明有许多茶馆，我夹一本书到了茶馆，坐在那里看一个上午，12点回食堂吃饭，又夹了一本书，坐一个下午。旁边有人打桥牌的，高声叫嚷，我依稀听到“JUSE MAKE！”“他妈的！”。一边是桥牌的世界，一边是哲思的世界，互不干扰。

空幻而美丽的理想

过去的爱情，不计较得失利害，似乎和现在的狭隘的实用主义，已经是隔了很远很远。当时联大的一对恋人，不知道何种原因，两人不能结婚。第二天有人发现他们在一家旅馆的房间里徇情了。据说两个人死的时候，脸上都笑笑的，是服毒自杀。还有一个哲学系的胡姓学生，不知何故疯了，被关在学校外的一个庙里。而他的恋人，不管刮风下雨，都要送衣送食。
爱情对于这些脆弱、美丽的年轻人，是一种空幻的理想，他们可以为这样空幻而牺牲。我很清楚，在这个经济、市场的时代，并非要倒退到原来，我只是觉得，一个人应该保持一些空幻、美丽的理想，不那么计较个人的得失。若是学术上也有如此理想主义，不以功利为要，恐怕更容易有突破和进步。

张世英：1921年5月生，湖北武汉市人。1946年毕业于西南联合大学哲学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