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阿伦特一辩
文—崔卫平
几乎所有的女权主义者都约好了似的，对汉娜"阿伦特保持沉默。这位在当代政治哲学领域作出卓越贡献的女性，并没有进入同样以政治目标为己任的女权主义视野。这当然首先是因为阿伦特在公共活动（公共言论）中从来不以自己的女性身份自居，她绝不以个人女性的声音发言。1952年普林斯顿大学请她主持极具声誉的克里斯蒂安"高斯讲座，对强调她作为第一名女性令她感到不快。这不难理解。对于一个意识到自己心智上的完整、体验到自己身上足够力量的人来说，把她放在一个需要加以突出的性别的位置上，肯定不是对她的任何一种奖赏。
不与阿伦特为伍的另外一个可能的理由是她与海德格尔的关系。在今天更年轻更时髦的一代人看来，它不仅是哪儿不对劲的问题，还很可能是丢脸的和声名狼藉的。从表面上能得到的所有材料表明，从一开始这两人之间的关系就是不平等的。一个居高临下、滔滔不绝，另一个毕恭毕敬、洗耳恭听；一个感到对方只是肉体上的热情和吸引，另一个却同时领略对方全部的精神和灵魂；一个始终处于主动和支配的地位，以其老道圆滑的精心策划，控制对方和与对方的交往，另一个只能处于完全消极、被动的位置，任其摆布。如果说在最初4年的恋情中，阿伦特年轻无辜、情有可原的话——刚开始时她只是一个尚未涉世的18岁女孩，而海德格尔已是35岁，那么，25年以后，尤其是当海德格尔与纳粹合作的丑行被公之于世之后，阿伦特对海德格尔一如既往的忠诚、维护，保持和他的继续交往甚至为他辩护、为在美国出版他的著作极力奔波、一再努力希望和他单独相处，就显得非常不可思议了。不管是从承担犹太人悲惨处境为起点建立自己学说的卓越思想家的眼光，还是以一个在人格和事业上都完全成熟的女性身份，她的做法——用常挂在人们嘴边的一句话来说——显得"没有必要"。何况在后来这整个过程中，她已经从个人交往的角度一再意识到海德格尔的某些人格缺陷，他的种种不能自圆其说，"天才和谎话的大杂烩"，她给雅斯贝尔斯的信中写道。乃至阿伦特在事业上始终得不到海德格尔的公正肯定，所有这些，竟然都没有妨碍阿伦特与海德格尔恢复和进一步建立联系，哪怕这种关系后来严格被限制在友谊的范围之内。
这是一种怎样的力量？怎样的推动力？到底因为什么，使得这位在公共生活和公共领域中活力非凡、一身正气的超拔的女性，在她的个人生活中要忍受如此的不公正？
阿伦特属于对自身坦然、坦率的那样一种人。她意识到自己身上的种种力量，它们的两个对立的极端是智性和情欲。任何一个正常的人，只要他还没有被诸如功名利禄所扭曲的话，也能体验得到自己身上的这些力量。然而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人们拥有什么他就惧怕什么，他恰恰恐惧自己具备的东西。对于同时拥有智性和情欲力量的人来说，他的一个特殊的恐惧是，生怕其中的一个会毁了另一个。最常见的情况是，对于立志从事智性活动的人来说，他更恐惧情欲的力量会毁了智性的力量，因为这毕竟是他的安生立命之本。渐渐地，这会造成一种障碍，使得这些人远离情欲，把自己局限在日复一日单调枯燥的书案工作之中，忘记了人来到这个世界上并不是仅仅受这种罪。只有极少数的人能够跨越这种障碍，仍然把自己当作整体的人加以对待和体验。
最初阿伦特和海德格尔幽会时，这位老师向他忠实的女学生到底说了些什么，人们只能想象，具体的不得而知。显然，年轻的姑娘给人以这样的信任：在她的生气勃勃背后，有一种罕见的坚韧、坚忍的力量，但它们并不导致固执和孤僻，相反，却径直走向敞开、接纳和承受，随时准备迎接从天而降的任何好东西。她天性完整、敏感和丰厚。一旦有可能，一经春风化雨，所有她身上潜藏的优秀品质，就会以不可思议的方式生长和崭露头角，让人惊讶不已。这正是海德格尔最希望见到乃至暗中等待的。这位以其"离经叛道"跃居要位的年轻哲学教授，他的理论本身要求一种实践，一种实实在在的"返回"和"照亮"，一种具体的"出世入化"。说他对阿伦特仅仅是一种肉体上的兴趣是不公正的，他不可能对其他拥有年轻芬芳肉体的姑娘也有同样的兴趣，阿伦特与他的理论及事业并存。如果把倾听也看做一种言说的话，阿伦特非同寻常的、无尽的倾听和吸纳已经参与了他智性的创造活动，拓宽和变动着他的视野（这是海德格尔后来承认的）。与他人不同的是，年轻的姑娘还提供了一种来自生命的结结实实的担保。对阿伦特来说，勿庸置疑，她超越的气质、智性方面的野心和生命涌动的激情，在海德格尔那里也得到了结结实实的实现和担保。不难想象，还有别人能够做到这一点。若干年以后，阿伦特仍然执迷不悟地将之称为"伟大的爱。"这在今天生命力趋向孱弱或习惯于"灵"与"肉"分离的人们看来是无法想象的。在这个意义上，这对师生之间表面上的不平等，是与他们某种实质上平等同时并存的：在生命的质量方面、在心性的完整方面和超越的情怀方
文—崔卫平
几乎所有的女权主义者都约好了似的，对汉娜"阿伦特保持沉默。这位在当代政治哲学领域作出卓越贡献的女性，并没有进入同样以政治目标为己任的女权主义视野。这当然首先是因为阿伦特在公共活动（公共言论）中从来不以自己的女性身份自居，她绝不以个人女性的声音发言。1952年普林斯顿大学请她主持极具声誉的克里斯蒂安"高斯讲座，对强调她作为第一名女性令她感到不快。这不难理解。对于一个意识到自己心智上的完整、体验到自己身上足够力量的人来说，把她放在一个需要加以突出的性别的位置上，肯定不是对她的任何一种奖赏。
不与阿伦特为伍的另外一个可能的理由是她与海德格尔的关系。在今天更年轻更时髦的一代人看来，它不仅是哪儿不对劲的问题，还很可能是丢脸的和声名狼藉的。从表面上能得到的所有材料表明，从一开始这两人之间的关系就是不平等的。一个居高临下、滔滔不绝，另一个毕恭毕敬、洗耳恭听；一个感到对方只是肉体上的热情和吸引，另一个却同时领略对方全部的精神和灵魂；一个始终处于主动和支配的地位，以其老道圆滑的精心策划，控制对方和与对方的交往，另一个只能处于完全消极、被动的位置，任其摆布。如果说在最初4年的恋情中，阿伦特年轻无辜、情有可原的话——刚开始时她只是一个尚未涉世的18岁女孩，而海德格尔已是35岁，那么，25年以后，尤其是当海德格尔与纳粹合作的丑行被公之于世之后，阿伦特对海德格尔一如既往的忠诚、维护，保持和他的继续交往甚至为他辩护、为在美国出版他的著作极力奔波、一再努力希望和他单独相处，就显得非常不可思议了。不管是从承担犹太人悲惨处境为起点建立自己学说的卓越思想家的眼光，还是以一个在人格和事业上都完全成熟的女性身份，她的做法——用常挂在人们嘴边的一句话来说——显得"没有必要"。何况在后来这整个过程中，她已经从个人交往的角度一再意识到海德格尔的某些人格缺陷，他的种种不能自圆其说，"天才和谎话的大杂烩"，她给雅斯贝尔斯的信中写道。乃至阿伦特在事业上始终得不到海德格尔的公正肯定，所有这些，竟然都没有妨碍阿伦特与海德格尔恢复和进一步建立联系，哪怕这种关系后来严格被限制在友谊的范围之内。
这是一种怎样的力量？怎样的推动力？到底因为什么，使得这位在公共生活和公共领域中活力非凡、一身正气的超拔的女性，在她的个人生活中要忍受如此的不公正？
阿伦特属于对自身坦然、坦率的那样一种人。她意识到自己身上的种种力量，它们的两个对立的极端是智性和情欲。任何一个正常的人，只要他还没有被诸如功名利禄所扭曲的话，也能体验得到自己身上的这些力量。然而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人们拥有什么他就惧怕什么，他恰恰恐惧自己具备的东西。对于同时拥有智性和情欲力量的人来说，他的一个特殊的恐惧是，生怕其中的一个会毁了另一个。最常见的情况是，对于立志从事智性活动的人来说，他更恐惧情欲的力量会毁了智性的力量，因为这毕竟是他的安生立命之本。渐渐地，这会造成一种障碍，使得这些人远离情欲，把自己局限在日复一日单调枯燥的书案工作之中，忘记了人来到这个世界上并不是仅仅受这种罪。只有极少数的人能够跨越这种障碍，仍然把自己当作整体的人加以对待和体验。
最初阿伦特和海德格尔幽会时，这位老师向他忠实的女学生到底说了些什么，人们只能想象，具体的不得而知。显然，年轻的姑娘给人以这样的信任：在她的生气勃勃背后，有一种罕见的坚韧、坚忍的力量，但它们并不导致固执和孤僻，相反，却径直走向敞开、接纳和承受，随时准备迎接从天而降的任何好东西。她天性完整、敏感和丰厚。一旦有可能，一经春风化雨，所有她身上潜藏的优秀品质，就会以不可思议的方式生长和崭露头角，让人惊讶不已。这正是海德格尔最希望见到乃至暗中等待的。这位以其"离经叛道"跃居要位的年轻哲学教授，他的理论本身要求一种实践，一种实实在在的"返回"和"照亮"，一种具体的"出世入化"。说他对阿伦特仅仅是一种肉体上的兴趣是不公正的，他不可能对其他拥有年轻芬芳肉体的姑娘也有同样的兴趣，阿伦特与他的理论及事业并存。如果把倾听也看做一种言说的话，阿伦特非同寻常的、无尽的倾听和吸纳已经参与了他智性的创造活动，拓宽和变动着他的视野（这是海德格尔后来承认的）。与他人不同的是，年轻的姑娘还提供了一种来自生命的结结实实的担保。对阿伦特来说，勿庸置疑，她超越的气质、智性方面的野心和生命涌动的激情，在海德格尔那里也得到了结结实实的实现和担保。不难想象，还有别人能够做到这一点。若干年以后，阿伦特仍然执迷不悟地将之称为"伟大的爱。"这在今天生命力趋向孱弱或习惯于"灵"与"肉"分离的人们看来是无法想象的。在这个意义上，这对师生之间表面上的不平等，是与他们某种实质上平等同时并存的：在生命的质量方面、在心性的完整方面和超越的情怀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