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晚上，何勇喝多了。一直睡到第二天下午五点多，他才从亚运村的寓所里爬起来。有朋友约他去人民大会堂看《天下无贼》，他匆匆赶到，坐在最后一排，片子已经开始了几分钟。当刘德华死去的瞬间，他流了泪。

看完电影，已经快十点了。他穿过天安门广场。他没有走人行道或者地下通道，而是径直跑过了很大很大的马路。北京刚刚下过一场小雪，立即融化了。空气里清冽的味道很好，他深深吸了几口气，决定去钟楼看一看——那是他“生活过、战斗过的地方”。他的钟鼓楼，他的父亲，一个技艺高明的老艺人，在那里弹着三弦。他的父亲，和他一起登台红勘，满场子的年轻人，甩着长发，他却比自己的儿子还有范儿。何勇那时，作为一个摇滚音乐的表演者，他是多么会表演啊，他是多么年轻啊。“香港的姑娘们，你们漂亮吗？”香港人被这样的问候惊呆了。遥远的大陆，有着这样时尚的，这样惊世骇俗的、浑不吝的，没心没肺的少年人。那是何勇最可堪骄傲的时期。

那个时期永不再来。如流星一样绚烂划过，魔岩三杰各走各路，各自沉默、萧索，隅隅前行。张楚偏安于青岛，醉心于电子音乐。他越发寡言，在海边过着安静的生活，有时也为这样的宁静，感到微微的沾沾自喜。而北京的小圈子里，流行着关于窦唯离婚后如何穷困潦倒的小段子，但窦唯没有出来辩解过这样的难堪。他们再没有在同一舞台上出现过。摇滚是怎样的黄粱一梦。

“头上的包，有大又有小，有的是人敲的，有的是自找。”
有些无谓有些戏噱的歌词。年轻时的愤怒、忧伤、欲望和天真，率直，一览无余。
“我有一个新的故事要对你讲。”那是一个20出头的小孩子的直白的爱情。带着身体的欲望，青春的狂想，时代的美梦，质朴又浪漫。“我只有一张吱吱嘎嘎的床，我骑着单车带你去看夕阳，我舌头就是那美味佳肴，任你品尝。”
摇滚专辑《垃圾场》已经发行12年，何勇感到意兴阑珊：我不想靠音乐活下去了。

依然有着青春期的孩子，在长高，荷尔蒙有时太多了，就拿起电吉他，前仆后继。那是青春的热病，象天花，总是要这样挥霍过的，后悔的，放弃的，然后就好了，回到办公室里。如果有一天，你见到一个西装革履的人，微笑着说，我当年也是搞过乐队的。你会想，青春多么相似，可是他们都没有象他们三个人一样。他们没登上过辉煌舞台就被纳入西服里，笑容可掬。有些是摇滚明星，有些是普通人。命运是很平等的，没有谁比谁更幸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