价值与传统社会

秋风先生在近期《南方周末》发表的评论，其中引用哈耶克的“理性不足”来看待传统。但是我要和秋风说一句——“理性不足”不等于“理性无效”。在某些事情上，我们还是可以充分判断传统的不足，比如说宦官制度、“文字狱”、强迫女孩裹小脚和不让她们识字。

哈耶克给自己规定的使命是防范出现全面否定传统，但我们面临的是——不幸，这已经发生了。

说起传统，马上令人联想到传统典籍、传统价值。但这些形成条文、规矩、仪式的东西，只是传统的一部分；进一步说，它们只有借助于传统社会才能存在，是从传统社会中逐步生长出来，是建立在长期的生产和生活实践的基础之上，而非少数圣贤的设计。因此，在考虑传统问题时，“传统社会”的存在是不能被遗忘和忽视的。在传统“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的意义上，我完全同意秋风所说的，“传统是大写的”，不管是传统社会秩序还是由此生长出来的传统价值体系，都是大于任何人包括皇帝本人的。但是我的疑问却从这里刚刚开始。

你说的传统到底是指什么？我们今天到底需要什么样的传统？我指的不是老生常谈的传统中的精华糟粕问题，它可以暂时放在一边，我要问的是：如果说传统价值是由传统社会培育出来的，能不返回到“传统社会”而仅仅返回到“传统价值”？“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任何价值，离开了它存在的社会历史土壤，就变得不可理解了。而返回到传统社会、重现那样一种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这在当今是可能的吗？

当然，不能从传统社会不复存在，得出传统价值便一无是处的结论。任何一个社会的发展和转型都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都会和历史有程度不同的联系。这个简单的道理就不再复述了。我宁愿换一个角度，把当下再度兴起的复古、崇古思潮，转换成另外一些视野和可能性。

撇开分裂的阶级斗争眼光，你可以把传统社会看作一个共同体社会，于其中人们感到自己是其中一员，通过认同这个社会的规则和价值，人们感到自己是被认同和被接受的，感到自己是有“根”的存在，感到自己与他人是休戚与共的。尽管存在着各种不同的支配性力量，但是一旦你认同某种价值某个秩序，哪怕这种认同有虚幻性，你也觉得自己在某种程度上是自主、自愿和参与的。这样，你就不会因为游离而产生空虚，因为孤独产生虚无，因为感到自己被拒绝于社会之外，产生那种非常无能为力的感觉。

这样一来，人们对于“传统”的呼吁，其背后透露着对于社会共同体的呼吁；对于价值重建的要求，折射出要求重建我们的社会，重新恢复人与人之间的联结，恢复人们之间的互相同意、互相接受；在恢复我们的社会纽带、恢复我们社会的自主性、恢复人们之间的协商共进的同时，磨合和发展出一整套适合于今天我们这个共同体的价值表述。甚至在被看作某些不良的民族主义情绪那里，你也可以看到一种有关个人的自主性、他的积极参与、他希望自己是人们当中“一员”的那种要求。

在做翻译工作时，有一个词总是令我感到不知所措，直译出来就是“团结”，但经常怎么看都不像。于是在不同的上下文中，我又会把它翻成“休戚与共”、“同仇敌忾”之类。的确，我们已经很长时间找不到与他人“团结一致”感觉了。我们都是阿伦特所说的“原子化的个人”，因为离开共同体而从“根”上开始枯萎。不久前来中国的那位美国哲学家罗蒂的一本书就叫做《偶然、反讽与团结》，他说如果是在火车奔向奥斯威辛的时代，一个丹麦人和意大利人，比一个比利时人更能够帮助一个逃离的犹太人。因为对丹麦人和意大利人来说，他们对于某个人有着“我们当中一员”的那种联系，他们会觉得这个犹太人是他们的一位街坊或者行会的一个成员，于是认同程度比较高。而比利时人较少这么看问题。而这种“我们当中一员”的感觉，比那种同为人类成员、拥有共同人类本性的感觉，要有说服力得多。下面我拿这个来解释秋风在这篇文章中提到的两个例子。

网上的人们为什么认同中秋节作为法定的公休日？那是因为中秋节给人的感觉是“我是大家庭当中一分子”，是那个小团体的不可忽缺的成员，“我”与他们唇齿相依，与他们从根上是相联系的；而将各省历届高考状元的名字放到国子监孔庙中去并刻制成碑，是将一部分人从另一部分人当中分离出来，是造成人们之间的隔离、隔绝而不是一致和联合：当人们将一些人从另一些人当中划分出去，其余剩下的人都与他们周围的人们之间有了间隙。这种对于传统的选择不仅仅基于判断传统中的精华糟粕，而是与人们现在的生活、他们对于生活的期待、人与人关系联系在一起。这正是价值的滋生之地。

我本人也同意中秋节作为法定的公休日。出于同样的原因，我甚至同意清明节以及七月十五的鬼节也一并算进去。因为那些死去的人们，他们也是与我们休戚与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