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何为游民

王学泰先生1999年出版《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1]一书，李慎之先生为其作序，称其为“发现另一个中国”，即在中国主流社会及文化之外，挖掘出一个隐形社会及其文化形态——“游民”与“游民文化”。尽管此前较少为研究家所重视，但是这个视野中的凡举种种，实际上构成了中国社会文化的某些结构性力量，尤其是社会处于变动、震荡时期，这种游民文化更是发挥着一个举足轻重的作用：一方面，它是社会失序的产物，另一方面，它同时又促进、催化了某种脱序和失范。李慎之先生不无忧虑地指出：“它蕴藏着中国两三千历史所谓一治一乱的谜底，而且我生怕它可能还指向中国未来历史走向的谜底”[2]

 三  游民与这个世界

在拍完三部与传统宗法社会有关的电影之后，张艺谋电影将眼光投向了现实。1992年完成的《秋菊打官司》，一洗已往电影中人为的浓郁、华美，而转向平凡和平实的风格。巩俐担任的女主角秋菊挺着大肚子，扮演一个因丈夫挨打而不服、层层上访的农妇，操一口陕西方言，一边吃饭一边用袖子擦嘴巴和鼻子，其天才的表演令许多专家和观众折服。影片采用的纪录片手法（偷拍、长镜头跟拍）也令当时的人们耳目一新。但是很难说这是一个全新的起点。联系起其他张艺谋电影，这部影片中与此前影片在精神气质上面仍然是贯穿一致的，可以找到许多相同和相似的元素。拍摄于1996年的《一个也不能少》，在某种程度上像是《秋菊打官司》没有释放完的部分，像是它的“回声”或“边角料”，尽管后者同样为张艺谋的电影生涯带来巨大声誉。

人们极容易被秋菊和魏敏芝朴素、穷困的外表所迷惑，认为她们属于“贫困妇女”或“弱势群体”一类，其实不然。王学泰先生用“脱序”、“脱序人”[12]称呼在主流社会

父亲28日给我来了信，同时发来一张图片，那是他最近写的诗歌，希望通过我的博客传播，并请谙音律的高人“帮助谱曲传唱”。

他担心我的电脑上打不开他的文字附件，于是将诗歌用打印机打出，再拍下照片输入电脑，作为图片然后发我。没有及时贴上来，是因为缺乏有关技术，刚刚请了闹闹这人，才得以面世。

今晨他又来信，这回是用图片发来的，我照登如此。他老人家1922年生人，今年已经过了他86岁的生日。在图片之后，顺便将关于我的父亲母亲两篇旧文贴出。

父亲是一生中对我影响最大的人，他正直、开明、仁爱、理性，是我永远的楷模。母亲则给了我活泼的心智和比较敏锐的直觉。套用闹闹今天博客上的一句话“我真的何其幸运。”

一

有许多这样的情况，人们在肯定一个人的时候，理由是——他说的是真话，哪怕并不赞同他做下的事情。可见“说真话”这件事情，在我们的生活中，还是值得推荐的。捷克剧作家瓦茨拉夫·哈维尔就竭力提倡“生活在真实中”，这句话如今也流传甚广。但是人们往往混淆了在不同的领域中，说真话的不同含义。

哈维尔所提倡的是在公共生活中说真话，它相当于一个人在公开的会议上要说出自己心里的想法，在上级领导检查工作时要报之以实情，在年终总结报告中要实事求是，不能瞒报，遇到诸如教学评估这类事情，不能参与弄虚作假。将这个逻辑延展开去，当上级领导撒谎需要你配合时，你也要加以抵制；即使是有组织的谎言，你也不能附和。按照这个标准，可以说绝大多数人没有做到，能够做到的我举两个例子：一位是非典时期的蒋彦永先生，另一位是河南的高耀杰女士，两位都是令人崇敬的大夫。在社会生活中，我们离公开、透明还差得很远。

但是私人生活的情况不一样。当然我们也经历过这样的时期，私人生活与公共生活同样受禁锢，没有私人生活的任何空间，“私”这个东西被看作万恶之源，但是历史的这一

腾讯博客来信说要谈谈自己的体育故事，这个话题我有话要说。我最喜欢的体育锻炼的方式就是游泳，这个爱好怎么养成的呢？1966年毛泽东在武汉下水游长江，我父亲就将我们姊妹中的前三名一个接着一个扔到了大河里，跟煮饺子差不多。看起来这有点像巫术——远方的某处发生一件什么事情，要在近处的这里产生一个相应的结果。我们的游泳与武汉有什么关系呢？有着最大的关系。因此看起来它几乎不像是体育活动，像是政治活动。那么，这个题目应该修改成“我所从事的政治活动”。但是这样说，听上去怎么会有些难听？然而转念一想，作为题目，它真不坏呢。所以现在保留这个题目，目的是有编辑来找我准备正式发表时，与他讨价还价一番。

我们盐城那里哪有什么游泳池啊，是在漂着柴油机油的“串畅河”（是不是这么写我也不知道）里扑腾。而且也没有更多的姿势可以选择。父亲是“土法上马”，他的那个游泳方式叫“狗爬式”，我也说不上来，反正就是像狗一样在水面上趴着，同时动动胳臂和腿。这个游法名称不好听，但是也没有什么难为情的。虽然老师是“汪汪”，但是人如果自己不会，学学“汪汪”有什么不可以呢？当然，父亲还教会了我们仰泳。反正

放在手边许久了，昨晚才看完这部韩国电影（2003），片名叫做《选择》，导演洪善基，手法平平，吸引人是因为根据真实人物改编，原型金善明，1951年作为北韩政治犯关押在南韩监狱，1995年特赦，连头带尾45年，据说是历史上被关押时间最长的政治犯。

其间经受了种种折磨，尤其是企图让这些人改变信仰，即不再信仰共产主义。他们则认为南北“统一”是自己的事业。听上去这些词汇与汉语发音非常接近——“南同志”、“金同志”、“李同志”以及“共产主义”，甚至包括“良心”这个词。同志们之间敲打墙壁传递信息，就像我们听说过的传奇。

当然也有不同表现。狱中打手是一名“投诚”的人，但是结局并不好。还有一位已经办完了“投诚”的各种“手续”，那都是十分羞辱人的，但是监狱当局说话不算数。

影片结束时，金善明现出“真身”。已是垂垂老人，去看望94岁的母亲。母亲对他说：“你为什么不听妈妈的话？你应该听大人的话”。两个月之后，母亲去世。

不容易的是，影片不仅是展现，而且试图解释，金善明以及他的同志们为什么那么坚持？金有一个解释：“在监狱里，是自由的，因为有

上一篇（《之二》）中说到加缪《鼠疫》中的记者朗贝尔，当他弄到了向往已久的离城证，却在最后一刻决定留下来，与异邦的人们一道与鼠疫作斗争。我没有来得及回答的一个问题是：如何看待朗贝尔先后不同的两种立场？走与留，都是出于个人的自愿选择，因而拥有同样的价值吗？假设如果是两个人分别作出了走与留的不同选择，他们便仅仅是不同个人的随意挑拣，“青菜萝卜，各有所爱”？

恰逢《经济观察报》转来了一封读者来信，其中认为“自由没有高低之分，没有优劣之别，没有比较高尚的自由，也没有比较卑鄙的自由。” 看来这个问题不能回避，需要认真回应一下。在我眼里，朗贝尔先后不同的选择，肯定是有高低轻重的次序之分的，我将选择留下来看作高贵的和值得赞赏的，但是它在何种意义上是高贵的和值得向往的？

                        将政治与人生分开

应该说，与其称“自由没有高低之分”，更确切地说是“权利”没有高低之分，“权利”简单地

 ·范美忠事件认识之二·

范美忠关于母亲的那段话（“哪怕是我的母亲，在这种情况下我也不会管的”），是勉强可以找得出“原型”的，这或许是他如此有底气的原因。当他在地震过后发表即发表言论“想刺刺那些道德家”，很可能他是有备而来。那便是1957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法国作家加缪发表于1942年篇幅不长的小说《局外人》。很多人非常热爱这部作品，我本人亦如此。作品中男主人公默尔索对待母亲据说是“冷漠”的行为被拿上了法庭，而他却并不因此而“表示出悔恨”，内心里也不这么觉得。

然而若是足够仔细，便会发现默尔索并不是人们所想象的那种人。小说第一句：“今天，妈妈死了”，已经为默尔索与母亲的感情定了调子——“妈妈”是一个亲昵的称呼，是内心里始终朝去的那个方向上的声音，而不是成年人需要对外称呼的“母亲”。然而这种感情最好留给自己，他马上要陷入一大堆处理后事的客观事务中去。

老板对于他请假安葬母亲这件事情，显得并不痛快，惹得他要说：“这可不是我的错儿”。到了养老院他“真想立刻见到妈妈”，但是门房却说他应该先去见见院长，院长正在忙其他的事

                              一、 人性中那些幽暗的时刻

范美忠解释自己在大地震中的表现，前后是有差别的。在最初两个帖子中，他将自己没有招呼学生率先跑掉，与一种“只关心自己生命”的立场联系起来，依据这种立场他便对自己当时的表现“没有丝毫的道德负疚感”。及至在凤凰卫视做节目时，他已经不再强调自己行为的哲学动机，而是改口为当时“头脑已经失控，已经失去理智，失去理性责任能力”，同时表明自己没有接受过有关疏散的训练。至此，他已经将自己放回到一个普通人的位置上去，表明自己与其他普通人一样，在突如其来的灾变面前，表现得不能自主。显然，后一种解释得到了同情和受到欢迎。

如果有足够的耐心，你会发现许多同情范美忠的人，并不等于赞同他的做法。同情不等于赞同，这是“范跑跑事件”具有扑朔迷离的吸引人之处。所谓“同情”，是出于某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