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欧梵先生在他《铁屋中的呐喊》中提到林毓生先生认为，在鲁迅的思想探求中，更多地继承了中国古典文化“唯文化思想论”的痕迹。（《铁屋中的呐喊》，李欧梵著，岳麓书社，1999年9月。）肯定中国传统思想对鲁迅的影响不止这点。何怀宏也先生曾经指出：中国传统伦理学说中，“明显具有某种文化和道德精英主义特征”。（《良心论》，何怀宏著，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11月）在这个意义上，我想说在鲁迅有关呼唤“摩罗诗人”、“精神界之战士”的表达中，在将“独异个人”和“庸众”的一再区分中，在所谓“先行的孤独者”的悲凉描述中，与其说是受西方浪漫主义思想文化的影响，毋宁说仍然停留在中国传统文化的框架之内，我指的是在一种根本上是等级制度的社会中，其文化主要地也在表述同一件事：人和人在精神和文化上的等级区分和其他区分。所谓“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所谓“子非鱼安知鱼之乐”，不管其表面上有多大差异，但都表达了一点：人和人是无法平等和沟通的，他们的人性和理性都不具有普遍性。换句话说，为一些人所理解的，对另外一些人则变得无法理解。这和我们一般所说的现代启蒙是两码事。不管它所弘扬的“普遍的理性”后来遇到多么大的挑战、调整和得到修正，但其基本点仍然是不可怀疑的，否则我们就不可能在今天这个世界上，对各种各样的事物和环境建立起码的理解，和更多的人一起，共同完成我们想要实现的目标。

    这种情况在我们等级制度的历史中是得到保护的，在目前的现实也是司空见惯：总是将一部分人和另外一部分人区分开来，潜在地包含着将一部分人划分和不停地划分出去，使得划分者和被划分者都感到加倍地孤独，同样处于“沙粒般的”不安全状态，尤其是被划分出的得不到保障的人们，处于被随时和任意的伤害之中，他们连一个人基本的尊严都没有。作为针对这样的问题，要有一个重新开始的思想起点。直接地说，除非我们的语言能够将所有的人容纳在内而不是仅仅为少数人所理解和享有，除非我们心中有个“沉默的大多数”，将他们当作所要遵循的界限和衡量我们言行的尺度，除非与他们同时出发并肩而行，在我们的表述中让他们也感到是被表达和有力量的，否则我们的工作会走向无效。当然，我指的不是每个人在其专业领域中的工作。在上述同一篇文章中，康德将“一个人在其所受任的一定公职岗位或者职务上所能运用的自己的理性”称之为“私下的运用”。他的“理性的公开运用”是指“任何人作为学者在全部听众面前所能做的那种运用”。

    最后我要提到“文学人生”的这种表达。这是近一个世纪以来太多的人们曾经接受的看法，也许应追述到梁启超的“小说救国论”。（《论小说和群治的关系》）不止是从文学的角度，也是从人生的角度，这越来越令人值得怀疑。“文学”在何种意义上和“人生”挂起钩来？她和“人生”的关系真的比其他领域比如科学、法律或政治学更密切和更重要吗？人们是否能够从文学（小说、诗歌）中得到更多的关于“人的生活”的知识和帮助？如果问题过于扑朔迷离，我们不妨现实地想象一下：作为文学家的那些人，他们是不是确实比一般的人们拥有更多的人生经验和人生智慧？他们凭对人生对生活有更多的发言权？事情怎么会是这样？在人们彼此之间的信任、宽容和克制方面，在处理人际关系中的那些复杂纠缠的方面——比如既爱又恨、既无法认肯又难以摆脱、既无法了结又意欲了结等问题上，在将什么悬置、不提、放下，将什么坚持、携带、铭刻于心方面，在如何保持自身的一致性而不致被从四面八方来的各种相反的力量扯得粉碎方面，乃至要不要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人生意义、如何摆脱笼罩在我们周围无孔不入的虚无力量的侵蚀方面等等，文学家不一定比别人有更高明的看法。事实上，我们看到的文学家们在所有这些问题上比一般人表现得更加混乱和无能为力，他们处理实际问题的能力更差劲、更不得法，连他们自己的生活也弄得一塌糊涂。举一个我自己的亲身经历：学了二十多年文学的我，在处理人生的各种问题上，比起我父亲（五个孩子的家长）宽容明朗的智慧来，简直望尘莫及。在文学中看到的“人生”和实际的人生有什么关系？前者不过是一种对于后者的“比划比划”罢了，看上去像，其实中看不中用的。文学丰富还是生活丰富？人们在自己的生活中学习生活还是从文学中学习生活，这样简单的问题其结论已经是一目了然。如果文学连文学家本人都救不了，她怎么能拯救别人乃至国家、民族？对于这个问题的进一步探讨涉及什么是文学这样非常复杂的问题，这里不便展开。但至少我能表达一点：文学是写在字面上用来给人们阅读的，是一些句子、语词和它们互相之间衔接、过渡、变化、行进。文学是有限的，不是一种可以任意被规定的东西，尤其不是一种生活方式。从事文学的人不顾自己写下的句子怎样，它们是否可以作为人们合适的阅读对象，相反，却在个人生活方式上面大做文章，以和周围环境的冲突程度来夸耀于世，以表现得如何激烈、愤世嫉俗来表明自己正好是个“天才”，或适逢其时降临的“先知”，所损害的不止是文学还有生活。岂知是鲁迅笔下的“狂人”，这样“阁楼上的疯男人”在我们的文学界随处都是。他们把某种“癫狂”当作一种“候补”的途径。

    如果说文学现在处于近一个世纪以来从未有过的低潮的话，那么，也是因为她比谁（比如哲学、伦理学、政治学）都曾经风光得不可比拟。她担负了完全是她所不能胜任的“使命”。以从事文学企图来改造社会和世界，这是一个被困在自己的“四堵墙”之内的看法。以“吃人”、“铁屋”、“黑暗”这样一些隐喻来表达对社会的认识，在当今显得远远不够。今天立志改造中国的有为的青年，可以尝试从关系、条件、性质等角度，通过理性和具体的分析来指出社会的结症和解决的办法。

                                   （199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