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题目的灵感显然得自于女权主义的一个著名表述：“阁楼上的疯女人”。它原先指的是罗切斯特从来也没有露过面的可怜的妻子。在我们的记忆中，隐约还能听得见这位被囚禁的妻子的低声吼叫。那是一个近乎动物式的呐喊，出于对于命运彻底的无力和无能。被当作一个隐喻，它所表达的是一般女人不同程度的被压抑状态，她们的无声无息，以及在这无声无息背后孤独愤怒的吼叫。

现在我是在另外一个语境中需要它。我想拿它来“反串”一个同样也是被压抑被囚禁的角色，但愿这种做法不要引起太多的误会。

“今天全没月光，我知道不妙。早上小心出门，赵贵翁的眼色便怪：似乎怕我，似乎想害我。还有七八个人，交头接耳的议论我，又怕我看见。一路上的人，都是如此。其中最凶的一个人，张着嘴，对我笑了一笑；我便从头冷到脚跟，晓得他们布置，都已妥当了。”

这样的名篇名句我们都能背得出来，更熟悉其中所要表达含义：一个怀着“独异”思想的“个人”和周围世界的紧张关系，他和周围一般人们之间的冲突和对抗。这个人从别处得到了另外一种启发，得到另外一种认识，他的精神踏入另一条河流，并且溯源而上，到达一个不为他人所了解的地方。他所承受的巨大压力最终使得他得了“精神迫害狂”。但他始终不是一个病理意义上的“病人”。在他的谵言妄语中，透露了“火一般热情”的真理：“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叶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

    仿佛是从遥远的深处传来，是在幽远黑暗的隧道中凿出的一线光亮。这样的真理带着它的全部疏异性第一次面世，人们想不出来什么时候见过类似的说法。在这个意义上，与其说它如一声惊雷，不如说如一声闷雷，听上去浑浊、生涩、逼仄而坚硬。

    他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先驱者”者或“精神界之战士”，即不是在任何年代如12世纪也可以出现的那种“先知”。他是一位“现代英雄”。表明他的现代身份是他对“现时”及其所意味的“断裂”的一种自觉意识。福柯在《什么是启蒙？》一文中分析了康德对于“启蒙”的界定以及波德莱尔对于“现代性”的定义。康德的“启蒙”意味着一个“出口”或“出路”，意味着从一种不成熟的状态走向成熟，其中包含了这样的思想：人们正面临着一种转折，意味着去辩明和迎接即将降临的某个时刻及其意义。某些东西正在成为过去。在波德莱尔那里，与“现时”的结合或把握现时是成为“英雄”的可能性，“是把现在‘英雄化’的意志”，尽管这种现时是多么“短暂”、“飞逝”和“偶然”。（《什么是启蒙?》福柯著，汪晖译，《文化与公共性》，三联书店1998年6月）显然，鲁迅笔下的这位“狂人”把自己定位在“现代”的门槛上。他从漫长绵延的历史中“抬”起头来，发现了其中隐藏的巨大的可怕的秘密，自从把“古久先生的陈年流水簿子揣了一脚”开始，他便宣布了一种历史的中断：“你们要知道将来是容不得吃人的人。”

    正是在这里可能引起极大的困惑，可以捡出另外一个思索的线头来。坦率地说，从十几岁最初接触这篇故事开始，它一直在我心中留下迷惑不解的印象，成为一个疑团，其中有许多非常晦涩交织、让人不知所措和失去判断的东西。实际上，写作这篇小说的鲁迅先生本人在这篇小说中的态度也是矛盾的。一方面它旨在抨击封建的“吃人礼教”，“暴露家族制度和礼教的弊害”，但另一方面，从中并不能看出有冲破这种窒息人的制度的可能性，或者它本身已经千疮百孔、腐朽和不堪一击，那种如“铁一般”的黑暗几乎没有任何缝隙，因此，那位叛逆者的立场并不容易被人认可。事实上，他已经归于彻底的失败，——注意这篇小说的前言中所交代的，“然已早愈，赴某地候补矣。”结果这唯一的“出口”和它所带来微弱的光线倏尔而逝，人们从中并不能得到任何鼓励和值得效仿的东西。他非但没有战胜黑暗，反而被黑暗所吞噬。无论如何，这是一部颇为歧义的作品。

    可以将这种这种失败看作两个原因：一是这黑暗浓重深长，谁也逃脱不了它覆盖的阴影，结果使得每一个人都成为它的一部分，将要被吃的人也曾经是吃过人的人；二是和作者的一个根本的思想有关：一个有着卓尔不群思想的人，他与周围环境格格不入，并越是这样，他便越是受到冷遇和感到四面受敌，清醒的个人过得心惊肉跳、痛不欲生，等待着他的是一条死胡同。这实际上也使得小说结尾处“救救孩子”的呼声十分虚弱，如果说小孩子从小已经跟着吃人，那么他们怎么可能有一个新的起点？他们将从什么地方开始？如何去找到另外一个出口而不仅仅像是从命运上被诅咒的？某种自我缠绕已经到了几乎称得上是自我抗击、自我诅咒和自我戕害的地步。这是一位一点战绩都没有的战士。他曾经改变过自己，然而又把自己改了回去；与其说他说出了所处社会的真理和真相，毋宁说他宣布了它的难以改变乃至不可抗拒。这是一个十分悲观的结论。难怪作者称自己的这部比起果戈理的同名小说来，更加“忧愤深广”。怎么办？“启蒙”的光亮一经闪现便已消失在无边黑暗中，“新真理”刚一出场便已宣布自己的终结，那么，它们在何种程度上成为意味着不可逆转的转变？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启蒙”及其所带来的成果？

    康德关于启蒙论述的要点不仅在于宣布了一个新时代的到来，而且是这样一个划时代的开始：人人都学会使用他们的理性。“要有勇气运用你自己的理智！这就是启蒙运动的口号。”(《答复这个问题：“什么是启蒙运动?”》，见《历史理性批判》，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5月第二版，下同。)在这之前的状况恰恰相反，大多数人无力运用他们自己的头脑，需要和乐于由别人来引导，习惯于将自己交给监护他们的“保护人”，因懒惰和怯懦听从于他们。康德将之称为“不成熟状态”。这种不成熟性质最好由他们的保护人的工作来加以说明。俨然以“保护人”自居的这些人干什么呢？“保护人首先是使他们的牲口愚蠢，并且小心提防着这些温驯的畜牲不要竟敢冒险从锁着他们的摇车里面迈出一步；然后就向他们指出他们独自行走时会威胁他们的那种危险。”虽然要使得人们走出几乎已经成为天性的那种依赖状态是很困难的，但康德的结论是：这是“很可能的；只要允许他们自由，这还确实几乎是不可避免的”。不仅是自由，而且是公开地运用他们理性的自由。康德的这个结论建立在这样的一个基点之上：原则上人人都拥有他们的理性并能够使用它。这其中包含了一个并非为我们所熟悉的“可普遍化原则”或曰“主体的普遍性”：某些事情这样的人可以去做，那么别人同样可以去完成；“我”的观点如果不是完全主观任意的，那么也可以成为每一个人的视角，可以置换为每一个人的立场。就人类理性而言，他们是平等的，享有同样的条件和可能性，尽管在现实中有着各种各样的差异。如果这样去理解“启蒙”，那么，它就不是一个“先知”的活动，少数人去警醒大多数人的活动，它承认每一个人的理性，因而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意欲将所有的人都纳入其中的活动，既由每一个勇敢的个人所承担，同时也是每一个人集体参与其中的过程。在这个意义上，就“启蒙”的字面含义而言，“启蒙”反对“启蒙”，“启蒙”反对“先知”，“启蒙”反对“私人拥有”任何哪怕是一种杰出的观念。“启蒙”站在理性的立场上，它同样也反对“神启”之类的东西。这不是一个和暂时的现实有关的考虑，而是一种普遍性的信念。

    如果建立起这样的视角，再回到这位“狂人”身上来。问题是不是可以这样被提出：这位叛逆者从什么地方什么人那里获得了那样的真理？这样说并不是真的要找出一个出处，而是要问：他的这种“独异”的心思对其他人是否也有普适性？对其他人来说是否也能够理解和接受？他们迟早也愿意站到他的立场上来，用他的那种眼光看问题和用那种语言说话？如果他们能够，那么这证明了“狂人”实非狂矣，他所表达的的确是与人人有关的那种真理，他描述了人人都在其中的那种真实处境和他们内心深处的要求，“独异”的也是普遍的和人之常情的；而如果他们不能够（不仅现在不能，将来也不能），他们偏偏爱好他们的“不成熟状态”，永远乐于“吃人”和“被吃”，那他们就是一群野蛮人甚至“非人”，在他们心灵之中不可能播下一粒光明的种子，那么就会出现明显的逻辑上的问题：从这群野蛮人当中怎么会出现一个通晓另外一种真理的人？这个人声称自己和他们一样也吃过人，但他终于知道“吃人”是不好的和“吃人”的历史终将结束，这个过程是怎样发生的？为什么是他哪怕是暂时走出来而别人不能够？单单是他一个人拥有一种仅仅适合他一个人的真理，那么，这真理是无从检验的，它未必不是另外一种野蛮？如此，“狂人”和他周围人的关系是一个文明人对一群野蛮人的关系呢，还是一个野蛮人对一群野蛮人的关系？是启蒙的“成熟”的理性打开大门迎接正在准备和走向成熟的关口上的人们，还是同样不知“理性为何物”、同样无力和无能运用自己的理性的两种“不成熟状态”？准确地说，鲁迅本人对这个怪圈是有认识的，他称此人为“狂人”表明了他的不止一种疑虑。后来的阐释者将“狂人”直接当作“先驱者”或“战士”，这是另外一种疯狂。将这位“狂人”看做所要模仿的“榜样”和“标准”，将他立为自己狂言谵语的“保护人”，并迄今还没有从这股劲儿中缓过来，我们周围不乏这样的现象。康德还说：绝大多数的人“都把步入成熟状态认为除了是非常之艰辛而外并且还是非常之危险的”，我以前不知道这位老先生还有对于“人情世故”的如此透辟的观察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