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着上回的话题说到：前天，也就是星期三，花儿一家要去新西兰。我想把Kiwi Ora的作业赶出来，托他们带到新西兰邮寄。手不释卷地抄到中午，还剩40多页没抄完，我怕他们把行李提前捆好，于是就手持作业本及信封，来到了花儿家—我们两家相距十余米。

到花儿家一看，只见地上一塌糊涂，两只箱子摆在地上，都还敞着口儿。我说：“有个特快专递，麻烦你给我留出地方。”花儿问：“你要多大的地方？”我就把作业本和信封拿出来：“瞧，这么长，这么宽，这么厚。”

花儿说：“现在就放箱子里吧。”

我说：“不行，还没写完呢。”

花儿说：“什么东西呀？还得写？”我便如此这般地给她介绍了“Kiwi Ora”。花儿很好奇，就放下手中的活儿，过来翻看我的作业本。一翻就有收获：从我尚未写字的那一部分里，翻出三张纸头来。

“哇，原来在这儿呢！”我惊呼一声。

这三张纸头，是我的通讯录兼笔记。去年我离开北京去新西兰之前，为了减轻行李的重量，我把它们从笔记本上撕下来，夹在了字典里。千不该万不该，我不应该把它们夹在《新华字典》里。要是夹在《英汉字典》里，我到新西兰不久就会发现它们。结果，它们一到新西兰就被束之高阁，直到离开新西兰前收拾东西的时候，它们才从《新华字典》里掉了出来。掉出来之后又被我夹在那里了呢？这不，花儿帮我找了出来，原来我顺手把它们夹在了Kiwi Ora的作业里！

我说：“万幸万幸，这回我再也不会把它们弄丢了。”花儿说：“别又落在我们家。”说着话顺手就把它们塞进了装作业本的那个信封。

整个下午我都在赶作业。一直到五点，还剩六、七页没抄完。无奈，我只好先把作业放下，从幼儿园接回雨点儿，再伺候成成吃完水果，然后就把他们俩都扔给了朱姐。匆匆把剩下的抄完，立即装进信封，刻不容缓地跑到花儿家。花儿还没回来，去学校接儿子宝宝了，花儿的先生小S正在装箱子。我说：“已经跟花儿说好了，这是托你们发的特快专递。”

大功告成，我心情轻松地回到自家，跟雨点儿贫两句跟成成逗两下。正在这时，门铃响，JJ回来了。JJ从来没在晚上十点以前回过家，故而雨点儿见到爸爸感到十分稀罕。

“爸爸，你今天怎么回家这么早？”雨点儿特别高兴。

“今天你宝宝哥哥要去新西兰，我得送他们去机场。也不知他们收拾得怎么样了？”

JJ一提“收拾”两字，我不由得回想起了我的那封快件。然后我脑子就“嗡”地一声响：坏了，我那三页纸头，被封在信封里了！

我愣在那里，好半天没说话。我在进行激烈的思想斗争：要不要再去花儿家一趟，把那三页纸头要回来？去，还是不去？如果人家箱子已经扎好打包带，我再让人家拆开，那多不合适。如果不去，这三页好不容易找回的纸头，难道就这样再次不翼而飞？

JJ问我：“你怎么了？”

我就把事情原委说了。JJ问：“重要吗？”

我说：“说不清啊，重要不重要是相对的。”

JJ说：“那咱们就先去他们家看看再说吧。”

于是我们拉着雨点儿抱着成成上花儿家串门去了。到他家一看，小S正在看电视，箱子们还敞着口儿呢。JJ问：“你们怎么还没收拾好？”小S说：“等花儿呢，她在路上耽误了，刚打电话回来，车被人追尾了。”

真是来得早不如来得巧，我赶紧从箱子里找出我的快件，用剪子剪开，取出我那三页宝贵的纸头，再把快件重新粘上，重新放回箱子里。正操作中，花儿回来了，一看见我就说：“王芫你在这儿，太好了，你能不能帮我喂喂金鱼和乌龟？”

我说：“当然能。”

花儿就向我交待：乌龟一天一喂，金鱼一周两喂，乌龟三天一换水，金鱼两天一补水，此外还有盆景，不要让它干了。我听得频频点头，JJ在一旁提醒我说：“你要是答应人家做这件事，就得拿笔记下来。”

小S说：“其实不喂也没关系，咱们就离开一个星期，它们饿不死。”

花儿说：“要是我没看见王芫也就算了，这不是王芫自己送上门儿来了吗？”

我说：“对对，自己主动揽活儿来了。”

昨天半夜醒来，我突然想起一个问题：那三页纸头现在在哪儿？当时我把它们从信封里拿出来之后，是顺手放在花儿的书桌上了还是塞进了自己牛仔裤的兜里？如果是塞进自己兜里，回到家后我有没有把它们掏出来？我想啊想啊，失眠了整整一个小时。

今天早晨，把雨点儿送到幼儿园之后，我立刻开始了搜索。随着搜索的展开，那天的情景逐渐被我回忆出来：我肯定我没有把它们落在花儿的书桌上！我肯定把它们，连同记载着花儿指令的即时贴，以及花儿家的钥匙，一起塞进了我的兜里！我肯定回到家后首先把这三样东西一起放在了门厅柜最上层的抽屉里！然后，我肯定我又把那三张纸头单独挑了出来，我当时的心理活动是：这次再不能顺手一放了，这次一定要放在一个稳妥的地方。

现在，它们肯定在一个稳妥的地方，一个稳妥得连我自己都不能轻易抵达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