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伯父去世了。

1月3日上午，我在MSN上遇到了于伯父的女儿琦。琦说：“最近几天没顾得上看你的博客，因为我爸住院了。”我知道于伯父的心脏是装了起搏器的，就问：“是心脏方面的问题吗？”琦说：“是癌扩散，肾衰竭，估计可能就在这两个月了。”我又问：“现在就你和你弟弟照顾他吗？”琦说：“大家都回来了。”

她一说“大家都回来了”，我就有不好的预感，赶紧给JJ打电话，告诉他：于伯父不好了，快去看看他吧。JJ说：“好，这就去。”谁想到转天（1月4日）下午JJ就在电话中告诉我：于伯父已经去世了。我问：“你没见上最后一面？”JJ说：“我告诉小S于伯父病危的事，小S也要去，小S告诉了他太太，他太太也要去。人一多，就得商量个一致的时间，就这么着当天没去成。”我有点儿着急：“我以为你一接到消息，拔腿就去了呢。”JJ解释说：其实就琦在跟你对话的时候，于伯父已经去世了，只是琦自己还不知道而已。我这才稍许安心。

于伯父是一个儿科专家。我们这圈朋友都曾受惠于他。2003年底，于伯父因为癌症住院，我和JJ，还有小S夫妇一起去探望他。那时小S的太太花儿刚刚怀孕。她在不知自己怀孕的情况下照了X光。她担心X光会对胎儿有损害，于是就去咨询于伯父。从于伯父那里得到答案后，花儿眼泛泪光地拉着伯父的手说：“伯父，您可得好起来呀，我们都需要您啊。”伯父乐呵呵地说：“好，好，我一定会好。”从于伯父的病房出来，伯父的儿子泰对我们说：“老爷子就爱听这种话。听说有人需要他，他立刻就有精神了。”

于伯父的经历我是断断续续地从朋友们那里听说的。我只大致知道他年轻时毕业于名校，后来出洋留学，回国后自己开了诊所，等等。至于具体上的是哪所学校，留的是哪片洋，我知道得并不确切。于伯父的经历中，给我印象深刻的一些看似矛盾的生活片段。比如：于伯父的诊所开在南城，那里穷人多，有些人看病付不起钱，于伯父便不仅不要诊费，还经常让他们赊账拿药。然而，即便经常赊账给人，于伯父却仍然能让全家过上优越的生活；再比如：于伯父的生活极有规律，晚上诊所关门之后，通常要带着家小去吃饭、听戏，可假如半夜三更有人得了急病，他就会立刻披衣出诊，风雨无阻。

听到这些轶闻逸事的时候，我总是带着极为羡慕的心情。我想：那一代知识分子是多么地两全其美啊！慈善，但并不因此而受穷；敬业，但并不因此而妨碍享受。不像咱们当下的知识分子，总是苦兮兮地面临着抉择：你想要这个吗？那你先得出卖那个。唉，也不知是时代变了，上一代人得天独厚，还是仅仅因为年代久远，历史模糊了记忆，只留下了和谐的一面？

于伯父的私人诊所结束于“公私合营”时期。于伯父说：“公与私，怎么合营啊？”于是就在门上贴一告示，大意是说：所欠医药费，即日起，一律取消。然后把诊所一关，所有设备捐给国家，自己去公立医院做了一名医生，从此成了一个领工资的人。

九十年代，于伯父已经退休，有一天，一位多年不见的大学同学前来探望他。这位同学在台湾已经作到了医院院长，他对于伯父说：“老同学，当年考试多亏有你。你要是不让我抄，我哪能顺利毕业？”

以上皆为坊间传闻，我没有加以考证。以下才是我的亲历：

我生了雨点儿以后，雨点儿一有个头疼脑热，我就给于伯父打电话。孩子生病，大人往往在“去不去医院”的问题上两头为难。去吧，舟车劳顿，病情加重怎么办？不去吧，心里没底，病情延误了怎么办？这时候就给于伯父打电话。于伯父用不着见到孩子，只要听一听病情描述，就能告诉你这是什么病，应该吃什么药，吃药之后首先是什么反应，然后是什么表现，大致用多少时间，这病就可以痊愈。每次，于伯父说的都对。

有一次，雨点儿发烧、嗓子疼、咳嗽，我想给她吃阿莫西林。打开药盒，看到“禁忌”这一项说道：“青霉素过敏及青霉素皮试阳性患者禁用。”我知道青霉素过敏者如果注射了青霉素会有生命危险，可当时外面下着大雪，难道我还得抱着她去医院作皮试吗？JJ打电话给于伯父，于伯父正在去福建的飞机上，无法接听电话。JJ便向另一位朋友求援，找到了一家大医院的儿科主任。儿科主任回答说：“既然说明书上这样写着，为慎重起见，还是应该去作皮试。”虽然得到了答案，但我们还不甘心。过了两小时，估计飞机落地了，再拨于伯父的手机。电话接通后，于伯父说：“口服阿莫西林的过敏率是万分之一。即使过敏，也只是出皮疹，停用之后就会好。考虑到北京这么冷的天气，还是不要去做皮试，直接吃吧。”

这类事太多太多，但是一旦落在纸上，却又显得十分普通。我不知道于伯父有没有闪光的事迹，比如让哑巴张口说话，让瘸子健步如飞之类的例子，那些能让人们明白无误地承认他是一个神医的案例。其实在我看来，好医生和坏医生的区别有时非常模糊，就在一线之间。正是因为这种模糊性，病人有时对好医生反而不买账；正因为病人有时对好医生反而不买账，于是有些医生干脆就照本宣科，推卸责任。但于伯父总是凭着他渊博的学识和对病人负责的精神，站在好医生这一边。

记得有一年，日本出了一桩小学生食物中毒事件，死了几十个孩子。于伯父跟我们议论说：“这些孩子是被日本的体制害死的。他们的制度要求医生先作全面的检查，等所有的检查结果出来后再下诊断。这种制度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是好的，但也助长了医生不负责任的倾向。这些孩子完全不用死，只要有人敢于负责，先给他们吃点儿抗生素就行了。现在死了这么多人，反倒是谁都没有责任。”

前几天雨点儿耳朵下面起了一个大疙瘩，我带她到诊所去看病。医生诊断为：“喉咙没问题，耳朵没问题，头皮无感染。继续观察。”我妈摇头叹道：“不是这，不是那，到底是什么呀？”那时我就想起了于伯父。

听到于伯父去世的消息，感慨太多。匆匆写下这么几笔，不能传达于伯父风采之万一。我们这些人，虽然仰慕于伯父的学识和人品，但也往往只是在孩子生病的时候才会想起于伯父。这就是作一个好人的代价。好人总是要把他周围的人惯坏，让他们只在需要他的时候，才想起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