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5日晚七点，我正在屋里哄儿子睡觉，忽听客厅里我爸我妈我女儿三个人一齐开了腔，语气十分激烈，两个关键词夹杂其中：“电话”和“禽流感”。眼瞅着儿子马上就要入睡，这时纵是火烧了房我也不想出去。过了片刻，我女儿推门闯进来：“姥姥让你快打电话，有禽流感。”无奈，我只好抱着儿子出去观察形势。

原来我妈在草坪上发现一只死鸟。应我的要求，我妈神情紧张地讲述发现经过：吃过饭后，正想去车库洗衣服，穿过草坪时，赫然发现一只鸟躺在草地上，趋近观察，已经死亡，立马退回屋内，锁紧房门，与丈夫和外孙女商议片刻，决定让女儿打电话报警。

这时我儿子也彻底醒了，睁着眼睛四下里乱看。我只好说“好吧，我打电话。”我爸问：“你知道打给谁吗？”我说：“111。”“111”是新西兰的报警电话，相当于中国的“110”，美国的“911”。来新西兰后，我还一次没打过“111”呢。新西兰太平静了，平静得我爸我妈都有点儿闷得慌。

我拨通了“111”，先是一个录音应答：“你是在给警察打电话。如果你确实要给警察打电话，请拨任意键”。我考虑了一下：嗯，我要举报一只死鸟。嗯，我不能确定这是否是警察的责任。但是，在全民防控禽流感，如临大敌的形势下，即使我找错了对象，也不能算是无理取闹。嗯嗯嗯，我确信我不会因此承担额外的法律责任。于是，我按了“1”。

一个女警察在电话里跟我打招呼。我又“哈罗”了一下，确信是活人不是录音，然后向她报告说：“我家草坪上发现一只死鸟，我担心它死于禽流感。”“噢”，她想了想说：“这件事恐怕应该向卫生部门报告。”“你能告诉我相关的电话号码吗？”我问。她先是脱口而出：“你可以查电话号码薄”，然后立刻改口说：“等一下，我帮你查。”过了半分钟，她问：“你还在吗？”我说：“在呀。”然后她就告诉我一个号码。按照这个号码打过去，电话录音说：“我们的工作时间是星期一至星期五，九点至五点。”此时已经是晚上七点一刻。

挂上电话，迎着我爸我妈紧张焦虑的眼神，我将对话过程解释给他们听。我妈说：“这可怎么办？人生地不熟的，到底找谁呀？” 这时我就想到前些天社区报上登过一篇文章，介绍本社区为防控禽流感采取的种种措施，文章后面还公布了一个热线电话，市民遇到可疑情况可随便拨打。可惜，那张报纸被我随手扔了。

无奈，还得翻电话号码薄。电话号码薄厚得能砸死人，但是哪个电话才靠谱呢？这时我看到了一个词：council 。委员会？理事会？我不知道怎么翻，但我知道这是一个很有用很活跃的机构，渗透了市民生活的方方面面，有点儿像咱们中国上世纪七十年代的居民委员会。就找它了！最重要的，它有一个24小时值班电话。

一个男子接了电话，听了事情原委，他犹豫着说：“我觉得，恐怕，你得找SPCA”。我问：“你能告诉我SPCA的电话吗？”他说他不知道。我又问SPCA是什么，他说SPCA就是SPCA，我换了一个问法：“S、P、C、A分别是哪四个词的首字母？”他说：“你等一下。”过了片刻，他问：“你还在吗？”得到肯定的答复后，告诉我：“SPCA是防止迫害动物社团。”但，我认为这只鸟死前即使受过迫害，也是动物世界的内部矛盾，不应该向人类投诉。

于是我接着查电话薄，结果，还真被我查到了一个靠谱的电话：可疑外来昆虫及动植物疾病举报电话！24小时值班！该电话果然靠谱，接线员记下了我的电话和住址之后，肯定地告诉我：“过几分钟就会有人去。”我如释重负，将这大好消息告诉了我爸我妈。

接下来，我想继续哄儿子睡觉，但我妈却坚决地把我儿子从我手里抢了过去。“你就在这儿等着吧，”她说，“一会儿人家来了，我们都不会说话怎么办？”我妈我爸患有英语恐惧症。每次家中电话铃一响，两个人就会乱作一团，纷纷对我女儿说：“快叫你妈，快叫你妈”。我多次劝他们：“电话不会咬人的。再说，打电话来咱家的人多半说的是中文，我在本地并无洋人朋友。”但他们就是不敢接电话。

我只好坐在客厅里等，反正就等“几分钟”呗。一边等，我们一边议论：来的可能是些什么人？车顶上会不会装有闪烁的蓝光灯？从车下会不会下来穿着隔离服的人？会不会把我们家花园封起来？我们会不会被隔离十四天？我们如此地把自己当回事儿，皆因为新西兰是个十分注重动物健康的国家。要知道，畜牧业是这个国家的经济命脉。今年四月份，有人给总理写了一封恐吓信，威胁说：若是不答应他/她的要求，他/她就要在激流岛（顾城自杀的那个岛）上释放口蹄疫。消息传出，纽币应声而落，全国如临大敌，专家兽医纷纷上岛，给牛羊挨个量体温。

然而，几分钟过去了，又是几分钟过去了，……，远处传来一阵轰鸣，我们精神一振，难道，连直升机都来了？仔细一听，却只是邻居家在除草而已。

眼瞅着快八点了，天色已经开始变暗。我觉得这样等下去不行，就决心再打一次电话。我说：“我是安娜王，我刚才报告了一个鸟死亡案例，你们说过几分钟就来人处理，可是人一直没来。”电话那边的人说：“我们已经汇报上去了”。我说：“天马上就黑了，我担心天黑以后，他们会找不到这只死鸟。”她安慰我说：“你不要担心，你慢慢等吧。”

这时我妈已经抱了我儿子半个多小时，我估计她老人家的胳膊已经快受不了了，就在我刚要把儿子接收回来之际，电话突然响了起来。我妈大义凛然地说：“别管我，快去接电话。”

一个男子问我：“你是住在某某路某某号的安娜王吗？”

我说：“是呀。”

“你发现了什么？”

“一只死鸟。”

“能告诉我是什么样子的鸟吗？”我隔着玻璃向外看。虽然暮色已经开始笼罩草坪，但我还是很有把握地描述道：“二十厘米长，黑色羽毛，黄嘴，红尾巴。”他问：“就这一只？”

我说对。

“还有其他可疑情况吗？”

我说没注意到。我特别选用了“没有注意到”这个说法，以区别于“没有”。

他说：“好吧，现在你可以把它捡起来，扔到垃圾桶里了。”

我有点儿吃惊：“你们不派人来处理？”

他说：“你不用太紧张。对于禽流感来说，纽西兰是个风险极低的国家。当然，风险不是绝对没有，但即使有，风险也是来自于候鸟。你描述的这只鸟不是候鸟。我们要密切注意的是一种野鸭。不过，你汇报的情况也很有价值，像这样有价值的电话我们每天要接到一千个以上。我们的工作就是把这些情况在地图上标出来。从地图上看，目前你这个地区只有你汇报的这一例鸟死亡，尚未形成规模。”

我有些失望：“你肯定它不是死于禽流感？”他并不正面回答，而是把上面那段话用另外一套词汇重新表述了一遍，然后，他嘱咐我注意卫生，把死鸟扔掉后一定要洗手。

我说：“好吧，谢谢你。”

但他似乎还有点儿不放心：“你敢扔掉这只死鸟吗？安娜，你肯定这件事是你在能力范围之内的吗？”

我说我肯定。其实这件事已经超出了我的能力，但我知道它在我爸的能力范围之内。

我爸掰断了一只筷子，准备用它夹死鸟。我从卧室里取出了照相机，意气消沉地跟在我爸后面，心里还怀着万分之一的希望，希望有朝一日能够证明，这只鸟死得与禽流感有关。暮色四合，我们来到草坪上。在我爸把它扔进垃圾袋之前，我为它拍了几张照片。这只鸟的样貌就这样留在了我的相机里。要不是禽流感，它将死得更加默默无闻，而现在，它好歹也算有张遗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