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书说# 沃森评论劳伦斯高屋建瓴，劳伦斯在二十世纪30年代前的英国文坛上，的确是个“局外人”。这个结论，终于解决了多年来劳伦斯研究领域内一直无法解决的“劳伦斯之定位问题”（the problem of placing Lawrence）。一个“局外人”，提纲挈领，为劳伦斯的为人、为文定位，也就说明了劳伦斯何以从本时代的叛逆到今日的被攻讦目标，一路遭到追杀，因为他“似乎知道同时代的人以及后来的人最敏感最忧虑之所在，他的作品就集中描写那几个主题：性，性别角色，权力的行使。他凭直觉揭示出同代人的担忧及焦虑，尽管这么做同时也肯定让他不见容于那个时代，也许，(现在)不见容于我们的时代。” 沃森的话让我想起了他的恩师利维斯多年前的一段话，那是利维斯身体力行将劳伦斯推向学术研究领域时写下的名言：“占据他身心的问题今天仍与我们休戚相关。对我们来说,他逝去后事态的发展并没能减弱他精辟洞察的重要性,也没能削弱他所带来的积极乐观与启迪——教育——的必要性”[3]。利维斯是把劳伦斯当作工业文明时代的先知予以赞誉时说这番话的，而当今的“后现代主义”文化研究者在诋毁劳伦斯时，则断章取义，称之为“厌女者、法西斯分子和殖民主义者。”

这就是一个“局外人”的独特命运：他因为站在任何文学和文化圈子之外以一个边缘人的姿态孤独地在进行自己的文学探索，试图以此淑世救世，结果是自绝于同时代的文坛甚至自绝于英国；又因为他在文学圈外专注于“同时代的人以及后来的人最敏感最忧虑之所在”，终于在后现代语境中被发现仍然是个另类，在受到继续关注的同时，自然也遭到攻击。他们的攻讦往往是出自社会学和文化学的语境，对劳伦斯的考量多脱离文学这个根本，不过是在劳伦斯作品中寻找符合其语境的实例，恰恰忘记了劳伦斯的作品是文学而非社会生活的简单记录。这令我不由想起F.R利维斯谈到文学与社会时所说的一段话：“文学所能给社会学家或任何人提供的其应该提供的东西，是只有它被当成文学来研究的东西。”他还进一步说，人们不应该仅仅从作家作品中勤奋地寻找“证据”，收集事例。文学的根本关乎价值判断，只有具备智慧和富有情感的批评能力的读者才能读懂文学。这里指的还不是明确的价值判断之行为本身，而是指对艺术家语言应用的微妙细腻和作品的复杂铺陈做出恰当和欣赏的反应的能力。[4]或许利维斯也是先知，预见到了几十年后有些文化学者混淆文学与文化学，误入歧途。有趣的是，在这段话的最后利维斯特别指出：“社会学家如果自己本身不是比任何专业的文学导师更为聪慧的批评家的话，他就无法懂得劳伦斯所谈论的现代文明人的问题。”或许那些手持后现代研究武器无情诋毁劳伦斯的文化学家恰恰成了利维斯半个世纪前所富有预见性地批评的靶子。后现代文化学者把后现代话语引入劳伦斯研究其实是在开拓这个领域的视野，但却往往因为忽略了劳伦斯作品的文学品质而画地为牢，反倒失之教条。我记得在澳洲讲学时有的澳洲学者评价劳伦斯以澳洲为背景写的小说《袋鼠》时就说劳伦斯是以殖民主义者的眼光看待澳洲的。但他们恰恰忘记劳伦斯是大英帝国的边缘文人，在英国本身就是个文化的“差异者”和“颠覆者”，遭到主流文化排挤和政治当权者的迫害，他的作品《虹》中的厄秀拉毫不留情地谴责殖民者恋人斯克里宾斯基，他怎么可能是个殖民主义者呢？尽管《袋鼠》中不乏对澳洲现象的批评，但那是一个作家天然的本性使然，他到美国后不是也对美国大放微词吗？难道因为美国是个强国澳洲是英联邦属国，同样的批评在澳洲就构成了“殖民主义”，在美国就成了敢于挑战大美国吗？

但同时也请不要忘记，这个局外人因为身处边缘，多方“结缘”，反倒成了文学的常青树或跨时代的病态案例，从写实主义到现代主义直到后现代主义的语境中，他的作品和生平都是被关注的焦点，其文学张力之大，前所未有。“至于文明对本能和欲望的影响，在他之前或之后的任何一位作家都比不上他的洞察力，”沃森如此断言。这样跨时代的张力，似乎只有真正的文学才具有。劳伦斯文学是也。

一个永远的局外人，其人格是如何形成的，他何以被赋予了如此永久的魅力、魔力，又缘何遭到跨时代的妖魔化？沃森对此做出了令人信服的结论。

     因为选择了写作生涯，他义无返顾地脱离了他生长于斯的工人阶级，如他自己所言：“我自己就永远也不会回到劳动阶级中去了，不能回到他们的盲目、愚钝、偏见和群体情绪中去。” “我实际上脱离了劳动阶级的圈子，因此我就没有圈子可言了，但我对此感到满足。”[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