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年前的文学热潮可以说汹涌，大学校园里宿舍里作家和诗人如过江之鲫，像我这样没考进中文系但依然一根筋偷偷摸摸写小说和诗歌的潜伏写手估计更是不计其数。那时文学刊物上的作者很多是中文系在校大学生，看他们的作品一方面佩服他们丰富的生活阅历和优秀的文学素养，另一方面觉得他们写的大学生生活似乎缺少纯校园的氛围。最典型的是当时复旦77级的卢新华，一篇《伤痕》一炮走红，还有北大77级的陈建功写的《飘逝的花头巾》，印象中很是凄美动人。但跟大学几乎不沾边，他们的身份似乎主要是青年作家，其次才是学生，文学界也是期待他们写出深刻的社会生活作品而非校园作品。记得北大78级的张曼菱干脆是以一部优美的中篇小说《有一个美丽的地方》代替毕业论文的，其姿态非常明确：我是作家。

那个年代的大学生多是来自厂矿和农村，以下乡知识青年为主，他们绝不可能写纯校园生活。我因为是高中直升大学，似乎兴趣更在校园读书生活本身。因此读他们的作品总是感觉是另一个世界的人写的，事实上他们已经从各自的“我的大学”毕业了，他们当中的佼佼者在校期间从事的是研究和创作，忙于演出和体育竞赛，甚至参与社会活动，上课考试似乎并不重要。

但还是有过让我印象深刻的校园中篇小说如《北极光》（张抗抗）、《啊，青鸟》（陆星儿）、《一路平安》（邓建永）和《请与我同行》（黄蓓佳），也是那种将校园生活与社会生活融为一体的“校园作家文学”。我怎么照猫画虎也写不出那样的小说，深知除了才华，我缺少的还有他们上学前丰富的社会生活体验。读研时我不甘心，又练习着写起来，但发觉纯学术的小楼生活似乎仍然与社会太隔，如我的小说里外文系学生就萨克雷的《名利场》的争论，辩论的双方还是知青出身的大学生，感觉还是很错位。直到工作后我的第一个校园题材中篇小说《大学生活流》才得以发表。有趣的是那年似乎像扎堆，一个月内竟然出现三个大学生活的中篇小说，另外二个是《远方的山路》（程永新）和《永别了，大学》（作者周昌义，周还在前一年发表过一个同类别中篇《国风》），这三个作者都是毕业几年的大学或研究生，因为强烈的“大学情结”难以释怀，终于在不断的反刍中写出了自己理想中的大学校园小说，可见大学情结是多么娇贵的艺术情愫，需要延宕多年以培养之。而在这之前的1985年，也同样是在同一年里出现了三个校园文学中篇，它们是《你别无选择》（刘索拉）、 《留学生楼》（孙进）和 《毕业在夏天》（陈金堂）。这三篇的“当下感”相当强烈，是真正的纯校园小说的发轫之作。跟他们比，我忽然觉得自己又过时了，风起云涌的改革大潮和瞬息万变的社会里，这样的校园文学显得如此小众而苍白，几乎成了小摆设，就毅然不再关注所谓校园文学了。

    我后来在网上查了一下这些作者，张抗抗、陆星儿和黄蓓佳是当年的著名青年作家，后来也很有建树。刘索拉票了一把小说就火了，但还是更爱音乐，估计她只要写就能成功，是天才。程永新和周昌义是著名的文学编辑，一直还写作。孙、陈、邓三位一直是专业作家，在写，在发表。这些77和78级大学生学友，到现在还能坚持文学创作，真为我们自己骄傲。

    但我没有想到的是这个夏天里出版了一本长篇小说《七七级二班》，作者是我的大学不同专业的同学李珍和陈俨，一个是资深电视人，一个是曾经叱咤风云的海军少将，他们在入学四十年之际厚积薄发，全景式地刻画了某个历史系77级二班同学的群像，将过去的在校生活和毕业三十多年中跌宕起伏的人生命运故事做了淋漓尽致的艺术表现，让我再一次感叹“初心”的美好与坚韧孕育，永远不会“过时”，纯文学的创作永远在“过去”与“现在”之间闪回流连，没有物理的时间桎梏心理上的华年，我们都应该有普鲁斯特式的在场感，它属于四维空间，它是我们永远的大学，历久弥新。相信这样的文学作品还会层出不穷。(见今日《晶报》深港书评专栏)